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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煌言


[][公元1620年-1664年,浙东抗清名将张苍水]
张煌言
  张煌言(1620~1664) 南明大臣、文学家。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中举人。清顺治二年(1645),与钱肃乐起兵邑中,奉鲁王至绍兴监国,被鲁王任为翰林院编修、兵科给事中。顺治七年(1650),清军陷浙闽,鲁王退据舟山群岛。张煌言被任为兵部左侍郎。次年又奉鲁王入闽,与郑成功联合,其后数次攻入长江,打击清军。桂王在华南称永历帝,张煌言为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后张煌言与郑成功分兵北征,攻入安徽后,兵败,只身潜行2000里返回台州。郑成功去台湾,张煌言于闽北困守。此后郑成功在台湾病故,永历帝在云南被害,鲁王亦死于金门,煌言孤立无援。康熙三年(1664),与清军海战惨败,退居悬岙岛,部伍散尽,因叛徒出卖而被俘。同年九月,清总督劝降无效后就义,葬西湖南屏山下。
  作为抗清烈士,张煌言出入沿海长江,不断地给清军以威胁和打击,先后达19年之久。他在战斗生涯里所创作的诗文,充分表现了一位至死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壮烈形象。《北征录》、《上监国启》等文与《□洲行》、《闽南行》、《师次燕子矶》、《岛居八首》、《师次芜湖时余所遣前军已受降》等诗,描写了艰苦卓绝的战争生活,堪称明末浙东义军的诗史。《复郎廷佐书》、《上延平王书》、《奇零草序》、《答赵安抚书》等文及《述怀二首》、《北还入浙偶成》、《冬怀八首》、《闻家难有恸四首》、《被执过故里》等诗,都是抒情明志之作,表达了刚烈的民族气节和战斗豪情。其风格激昂慷慨、沉郁苍凉,蕴含有动人的悲壮之美。尤其是就义前所写的《甲辰八月辞故里》2首、《放歌》、《绝命诗》,全由血泪凝成,是传世之作。
  张煌言诗文著作大半散佚。今有《张苍水集》行世。内收《冰槎集》、《奇零草》、《北征录》等。
  清国史馆为其立传,《明史》有传。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追谥忠烈,入祀忠义祠,收入《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
  早年时期
  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七月八日,张煌言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西元父张圭章,1624年(明天启四年)举人,曾任山西盐运司判官,官至刑部员外郎。母赵氏,于张煌言十二岁时病卒,故一直跟随在父亲身边长大。 张煌言少年时期就胸怀大志,为人慷慨并且喜爱讨论兵法之道。
  1636年(明崇祯九年),张煌言十六岁参加县试,并考察骑射,张煌言射三箭皆中靶,与他一起应试的人没有不惊叹的。
  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张煌言考中举人。当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烽火已燃遍全国,明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于是朝廷开始重视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材,张煌言虽考文举,但仍须加试一些战事急需的武备科目。在考试时,朝廷“以兵事急”,令考生“兼试射”,而张煌言竟“三发皆中”,使在场者十分惊服。加之他平日留心时局,“慷慨好论兵事”, 故周围的人们对他更加敬重。
  南下拒敌
  1645年(清顺治元年、明弘光元年),清军大举南下,连破扬州南京嘉定杭州等城。宁波城中文武官员有的仓惶出逃,有的策划献城投降。二十五岁的张煌言,挺身而出,投笔从戎。当时,刑部员外郎钱肃乐等率众-于府城隍庙,张煌言毅然参加,倡议勤王,集师举义。并奉表到天台请鲁王朱以海北上监国。 授翰林修撰。 后清军破钱塘,随鲁王逃至浙闽沿海,入据舟山
  1646年(清顺治三年、明隆武元年)五月,大清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乘虚突破钱塘江,绍兴杭州义乌金华等城相继失守,南明宗室乐安郡王、楚亲王、晋平郡王在金华殉国。鲁王则在石浦守将张名振护卫下自台州出海到达舟山,张煌言随即赶回鄞县故里,与老父、继母、妻儿子女诀别,追随鲁王一行至舟山。但舟山总兵、隆武帝所封肃虏侯黄斌卿却拒绝接纳,鲁王只得逃往福建长垣。不久,鲁王去厦门,张名振留舟山待机。张煌言与张名振待局势稍定后,重返浙东与舟山地区,组织招募义军。而张煌言被鲁王加授右佥都御史之官职。
  1647年(清顺治四年、明永历元年),清苏松提督吴胜兆欲在苏州反正,起事前联络定西侯张名振支持。张煌言劝张名振援吴胜兆,张名振遂命张煌言为监军,徐孚远副之。于四月初六自岑江(即舟山岑港)出发。不料四月十三日在崇明岛外遇风暴而大败。总督浙直水师户部左侍郎沈廷扬、总兵蔡聪(黄斌卿之妻舅)等将领十余人上岸后被清军俘获,于七月初三就义。而张煌言也因飓风吹翻船舶,陷入清军之手七天,找到机会逃出到了海上。在途经黄岩时,又被追赶的清军包围并以箭射之,张煌言率领数骑突出包围,自此他更加努力练习骑射。并在浙东招募集结义军于上虞县平冈寨屯田拒守。其时,当地的多个山寨经常劫掠民众,唯独张煌言与王翊让他们的部下不要扰民,深得民众拥护。
  1651年(清顺治八年、明永历五年)七月,清将张天禄出崇安分水关,马进宝出台州海门,闽浙总督陈锦全军出定海,分路进攻舟山。张名振、张煌言等奉鲁王入海出兵吴淞,牵制清军主力。大学士张肯堂、安洋将军刘世勋、荡北伯阮进、左都督张名扬等留守。此役舟山军民死难者达18000人,合葬定海城北龙峰山下。事后,清将自承:“我军南下,江阴泾县、舟山三城,最不易攻。”
  1653年(清顺治十年、明永历七年)八月,张名振和监军兵部侍郎张煌言带领五六百艘战船向北进发,来到长江口的崇明一带沙洲。崇明城中的清军兵力有限,不敢出战,被围长达八个月。明军以崇明和附近沙洲为基地,如清方一分档案中所说:“筑圩耕种,近城十里之外,贼众充斥。百姓菜色相望,饥馑难支。为我用者恹恹待毙,为贼用者欣欣向荣。”“崇明产米之乡皆在平洋山前东、西阜沙,今被贼踞。”[8-9]
  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明永历八年),张军三次进入长江作战,这就是有名的三入长江之役。
  联郑抗清
  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明永历九年),张名振与张煌言合兵三入长江,抵燕子矶,因兵力单弱,无功而返;乃会同郑成功部甘辉、陈六御等收复舟山,张名振缟素入城,遍觅母尸,哀动三军。岁末,张名振猝死。死前曾言:“吾于君母恩俱未报,若母尸不获,毋收吾骸。”言毕起坐,击床而逝,死不瞑目,犹凛凛有生气。后葬于普陀勾山南岙村。张名振原本遗嘱由张煌言统领其军,而郑成功却下令由陈六御接掌。次年清军再度占领舟山,陈六御阵亡,在将士的推戴下张煌言成为原鲁监国系统军队的主要领袖,继续同郑成功联合作战。
  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明永历十二年),永历帝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张煌言为兵部左侍郎。同年清军进犯云贵,郑成功、张煌言进军浙江,攻克乐清、宁海等地,在羊山遇台风,损失巨舰百余艘,漂没战士八千余人,-撤回厦门
  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明永历十三年),张煌言与郑成功一起,为牵制大举向云贵地区进攻的清军,再次率义军入长江作战。先是,义军抵达并占领崇明。张煌言对郑成功建议说:“崇明,江、海门户”,宜先将义军“定营于此”,稍事休整,务使义军“进退有所据”。但郑成功未听从。当时,驻防长江的清军,在瓜洲金、焦二山间横上拦江铁索(俗称“滚江龙”),且在沿江两岸遍置西洋大炮,防守颇为坚固。张煌言却率义军乘十七条船机警巧妙地破坏了江防防线,在后援的郑军配合下,“翦江而渡”,于六月一举攻占瓜洲。攻克瓜洲后,张煌言又向郑成功建议全力攻取镇江,然郑成功顾虑驻守江宁南京)的清军将赶往支援。张煌言则主张可先派一支舟师水军,佯攻直捣江宁北门,即观音门,这样“南京清军自不暇出援”。同时,他还提议这支水军应溯江而上,前往芜湖一带活动,以防阻江楚方面清军的来援。郑成功采纳了意见,并命他向南京方向进攻。此时,张煌言所率义军将属人数不满一万,渡江之舟不满百艘,仍毅然率军西行。不久,张煌言攻克仪真,并进军-,沿途受到沿江民众的热烈欢迎,“仪征吏民赍版图迎降五十里外”。 当得悉郑成功攻克镇江后,张煌言又致信郑成功,言及当“先抚定夹江郡县”后,再从陆路进军,直取南京,但郑成功未采纳他的建议,“竟从水道进”。 致使有利战机瞬间丧失,而南京清军得以喘息并获后援而巩固城防。
  六月二十八日,张煌言军直抵南京观音门外江面,停留两日仍不见郑军的到来,只得派遣别的将领率轻舟数十艘的水军,“直(西)上攻芜湖”,他自己则率军驻扎在浦口。待郑成功率“水师”到达后,张煌言又于七月七日赶到芜湖,在此,他“部勒诸军”,将义军兵分四路,分道攻城略地,且在沿途“移檄诸郡县”,张贴文告。许多故明降清的旧官吏,见到文告,纷纷倒戈,“于是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及诸属县皆请降”,使义军很快便收复了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城池近三十座。义军纪律严明,所过之处,对民众百姓“秋毫无犯”。张煌言每“经郡县,入谒孔子庙,坐明伦堂,进长吏,考察黜陟,略如巡按行部故事,远近响应”。致使出现“父老争出持牛酒犒师,扶杖炷香,望见衣冠,涕泪交下,以为十五年来所未见”的空前盛况。 而“濒江小艇,载果蓏来贸易者如织”, 给义军很大支持与鼓舞。可是,这一大好形势,却因郑成功率军攻打南京城的失利,而很快急转直下。正当张煌言收复徽州时,闻郑成功在南京城下兵败之事,于是“还芜湖收兵,冀联合瓜洲、镇江(义)军为守计”,期待有利时机,再作他图。不久,张煌言又得到郑成功军已放弃瓜洲、镇江等地,而退回海上的消息,致使张煌言所率义军处于进退维谷、腹背受敌的危险处境,很快遭致溃败。
  此际,清两江总郎廷佐一方面调遣水军切断张煌言义军东退的水路,另一方面又写信向张煌言劝降。张煌言对招降书“拒不应”,同时,为摆脱困境,又率“余兵道繁昌,谋入鄱阳湖”,向江西发展。当义军船队进抵铜陵时,却与湖广来援的大批清军水师遭遇,与之激战而败退。最后,张煌言“抚残兵仅数百,退次无为,焚舟登陆”。又从陆路自桐城,取道霍山英山,到达东溪岭时,适逢清军“追骑至,从者尽散”。张煌言好不容易才突围而出,只得“变服夜行,至高浒埠,有父老识之,匿于家数日,导使出间道,渡江走建德祁门乱山间”。此时张煌言身染疟疾发作,几不能行,但他仍不顾病痛,奋力疾行。到达休宁后,“得舟下严州”。登岸后,又复行山路,途经浙江的东阳义乌“至天台达海”。历尽千难万险,兵败后绕道潜行二千余里,九死一生,终于回到了浙江沿海地区。此后,他“收集旧部”,准备东山再起。郑成功得到张煌言生还的消息后,也将自己的部分兵力拨归他统辖,致使义军稍有壮大。张煌言将义军屯驻长亭乡,“筑塘捍潮,辟田以赡军”需军饷。同时,张煌言又派遣使者向桂王禀告自己兵败的消息。桂王得悉后,在敕书中表示安抚慰问的同时,又给他“加兵部尚书”的职衔。
  遭遇低潮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十五年)清廷为了肃清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颁布了“迁海令”,“廷议徙海上居民”,以断绝对义军的粮饷“接济”。义军“无所得饷”,只得“开屯南田自给”。当郑成功率军东征,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时,张煌言不理解此举的重大战略意义与价值,曾写信给郑成功,“移书阻之”。不久,清军直下云南,终使南明永历政权覆亡。逢此危急之际,张煌言“遣其客罗纶入台湾”,催促郑成功出兵闽南,一方面支持东南沿海人民反对“迁海令”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可牵制清军,以解永历政权之危,但郑成功“以台湾方定,不能行”为由,加以拒绝。于是,张煌言只得又遣使者到湖北的郧阳山中,去说服“十三家兵”出战,“十三家兵”原为李自成起义军的余部,由郝永忠刘体纯等部将率领,他们以夔东茅麓山为根据地,坚持抗清斗争。张煌言要“十三家兵”出征,“使之扰湖广”清军,牵制敌人,“以缓云南”,挽救永历政权即将覆亡的军事危局,但“十三家兵”终因兵力“衰疲”,加之势单力薄,而未能出战。
  1662年(清康熙元年、明永历十六年),张煌言又将义军移驻沙堤。其时,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立郑氏政权。而鲁王则身居金门,故郑成功对其衣食供奉“礼数日薄”。张煌言虽对鲁王仍忠心不贰,且“岁时供亿”不绝,但又“虑成功疑”,故“十年不敢入谒”鲁王。待到张煌言“及闻桂王败亡”后,便“上启鲁王,将奉以号召”。但没有得到郑成功的支持。五月,郑成功突然病逝于台湾,致使抗清斗争形势更为严峻。张煌言则转战于宁海临门村一带。这时,清廷浙江总赵廷臣趁张煌言义军处境艰难之际,再次写信招降,张煌言不为所动,并回信拒绝。十一月,鲁王薨于金门。于是,张煌言只得转战于宁海县临门村一带。还师临门,更使张煌言感慨万千。这时,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乘张煌言义军处境艰难之际,再次写信招降,张煌言不为所动,并回信拒绝。义军此时虽多次奋战,然孤悬海上,-孤军作战,日渐势单力薄。为此有人提议将义军队伍拉上鸡笼岛驻扎,张煌言认为此议不可行,鸡笼小岛,四面环海,易攻难守,若遭致清军突袭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身后荣辱
  1664年(康熙三年)六月,张煌言见复明无望,在南田的悬嶴岛解散义军,隐居海岛不出。夏天,清军通过叛徒找到张煌言隐居地,夜半渡岛,张煌言被执。农历七月十七日至宁波,九月初七日,张煌言被清军杀害于杭州弼教坊。当他赴刑场时,大义凛然,面无惧色,抬头举目望见吴山,叹息说:“大好江山,可惜沦于腥膻!”就义前,赋《绝命诗》一首。临刑时,他“坐而受刃”,拒绝跪而受戮。监斩官见杨冠玉年幼,有心为他开脱。杨冠玉却断然拒绝道:“张公为国,死于忠;我愿为张公,死于义。要杀便杀,不必多言。”言罢跪在张煌言面前引颈受刑,时年仅四十五岁。
  张煌言死后由鄞县万斯大等人与和尚超直收尸,并由张煌言外甥朱湘玉到总督衙门买回首级殡敛,并遵照他在《入武林》诗品所表示的愿望,把他葬于杭州南屏山北麓荔枝峰下,成为与岳飞于谦一同埋葬在杭州的第三位英雄,后人称之为“西湖三杰”。生前的友人叶振名登越王岭遥祭忠魂,撰祭文将张煌言与罗纶二人并称为“张司马二客”。清国史馆为其立传,《明史》有传。
  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清高宗命录前朝“殉节诸臣”,并加以褒谥和祭祀。收入《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清廷对张煌言加谥“忠烈”,且将其牌位入“祀忠义祠”,得享定期供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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