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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


[][公元1301年-1381年,明朝开国功臣]

宋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汉族,浦江(今浙江义乌)人,元末明初文学家,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

宋濂自幼家境贫寒,但聪敏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溍等。他一生刻宋濂像,出自《晩笑堂竹荘画传》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

明初朱元璋称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其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朱元璋本欲杀戮,经皇后、太子力劝,改为全家流放茂州(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途中病死于夔州(现在重庆奉节县),后谥文宪。

宋濂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一般认为宋濂於洪武四年因献诗“自古戒禽荒”一语激怒朱元璋,导致此祸。

明初明惠帝的忠臣,学者方孝孺,少时即师从宋濂。

文学成就

宋濂为文强调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力主义理、事功、文辞三者统一。尤长散文,纪传如《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均能抓住细节,突出性格,渲染无多,感染却深;写景如《桃花涧修契诗序》、《环翠亭记》,简洁清秀,迈似欧阳修。著作计有《孝经新说》、《周礼集说》、《龙门子》又名《诸子辩》、《潜溪集》、《萝山集》、《浦阳人物记》、《翰苑集》、《芝园集》等。后合刻为《宋学士全集》七十五卷。

宋濂其人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

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

宋濂藏书始於青年时代。当时,他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於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楼为“青萝山房”。兵祸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书之精华,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长庆集》,先后为钱曾黄丕烈潘祖荫所藏。《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版,所谓‘庐山本’者。庚寅一炬,种子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史记》、《文选》等流入清宫内府,《天禄琳琅续编》有记。宋濂还曾藏有宋刊《事林广记》,后归广东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0。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

人物轶事

尝与客饮

宋濂手植柏树原文(出自明史·宋濂传)

宋濂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翌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间召问郡臣臧否,濂惟举其善者,曰:“善者与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主事茹太素-万余言。帝怒,问廷臣。或指其书曰“此不敬,此诽谤非法。”问濂,对曰:“彼尽忠于陛下耳,陛下方开言路,恶可深罪。”既而帝览其书,有足采者。悉召廷臣诘责,因呼濂字曰:“微景濂,几误罪言者。《明史-宋濂传》)

译文

宋濂曾经与客人饮酒,皇帝暗中(秘密)派人去侦探察看。第二天,皇帝问宋濂昨天饮酒没有?座中的来客是谁?饭菜是什么?宋濂都以实话相回答。皇帝笑着说:“确实如此,你不欺骗我。”皇帝间或问起大臣们的好坏,宋濂只举岀那些好的大臣说说。皇帝问他原因,宋濂回答道:“好的大臣和我交朋友,所以我了解他们;那些不好的,(我不和他们交往,所以)不能了解他们。”主事茹太素上奏章一万多字。皇帝大怒,询问朝中的臣子。有人指着茹太素的奏章说:“这里不敬,这里的批评不合法制。”(皇帝)问宋濂,回答说:“他只是对陛下尽忠罢了,陛下正广开言路,怎么能够重责(他)呢?”不久皇帝看茹太素的奏章,有值得采纳的内容。把朝臣都招来斥责,于是口呼宋濂的字说:“(如果)没有景濂,(我)几乎错误地怪罪进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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