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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庵


[][公元1296年-1371年,明清小说四大家]
施耐庵
  施耐庵(1296~1371),原名彦端,字肇瑞,号子安,别号耐庵。元末明初的文学家。汉族,江苏兴化人(一说浙江钱塘人)。自幼聪明好学,元延祐元年(1314年)考中秀才,泰定元年(1324年)中举人,至顺二年(1331年)登进士。不久任钱塘县尹,因替穷人辩冤纠枉遭县官的训诉,遂辞官回家。后闭门著书,与门下弟子罗贯中一起研究《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的创作,搜集并整理关于梁山泊宋江等英雄人物的故事,最终创作“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
  人物生平
  名子安(一说名耳),又名肇瑞,字彦端,号耐庵。籍贯江苏兴化人。祖籍泰州海陵县,住苏州阊门外施家巷,后迁居当时兴化县白驹场(今江苏省大丰市白驹镇)。中国古代著名作家,元末明初人,长篇古典小说《水浒传》作者。明嘉靖十九年(1540),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
  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今江苏省兴化、大丰、盐都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等,另有《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
  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子弟之一施之常后裔,唐末施之常后人在苏州为家。其父名为元德,操舟为业,母亲卞氏(卞氏后裔亦迁至今江苏省大丰市境内)。施耐庵自幼聪明好学,才气过人,事亲至孝,为人仗义。19岁中秀才,28岁中举人,36岁与刘伯温同榜中进士。
  其曾在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为官三年,因不满官场黑暗,不愿逢迎权贵,弃官回乡。张士诚起义抗元时,施耐庵参加了他的军事活动。张据苏以后,施耐庵又在他幕下参与谋划,和他的部将卞元亨相交甚密。后因张贪享逸乐,不纳忠言,施耐庵与鲁渊刘亮、陈基等大为失望,相继离去。施耐庵与鲁、刘相别施时,曾作《新水令秋江送别》套曲,抒发慷慨悲痛之情。不久,张士诚身-灭。施浪迹天涯,漫游山东河南等地,曾与山东郓城县教谕刘善本友善,后寓居江阴徐氏初,为其塾师。随后还旧白驹,隐居不出,感时政衰败,作《水浒传》寄托心意,又与弟子罗贯中撰《三国志演义》、《三遂平妖传》等说部。他还精于诗曲,但流传极少。除套曲《秋江送别》以外,还有如顾逖诗、赠刘亮诗传世。施耐庵为避明朝征召,潜居淮安,染病而殁,就地高葬,享年75岁。施耐庵殁后数十年,其孙文昱(述元)家道炽盛,始迁其祖耐庵骨葬于白驹西落湖(今江苏省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村),并请王道生作《施耐庵墓志》。
  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也有人认为是同弟子罗贯中合著或者有罗贯中续写。
  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施耐庵这个人还是有的,但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史书鲜有记载。即使有的材料,虽有明确记载,但材料本身的真伪与可信程度,至今还没有得到公认。我们认为他大概是杭州人,至少曾长期生活在杭州一带,有人推测他可能是一个专门为说书艺人编写话本的书会才人,或者本身就是一个粗通文墨、技艺精湛的说书艺人。其生活的年代在元末明初,祖籍姑苏,名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1296)年,少年聪慧,写得一手好文章,后为至顺辛未科(1331)进士,也曾在钱塘做官两年,因一身抱负未得施展,不合于当道权贵,弃官归隐,闭门著述。有人说他曾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将卞元亨交情不错,卞向张推荐施耐庵做其幕僚,但施在多次延请后仍不应征,据说张士诚还曾经亲自登门拜访过他,见他正在书房撰写《江湖豪客传》一书,即《水浒传》也。后来张士诚兵败,施耐庵为避祸,举家迁徙到淮安,继续著述以自娱。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也曾下诏书请他出来做官,但他仍然坚持不出仕,在当地积德累行,名声极佳。他写完《水浒传》后没过几年,就病逝了。
  施耐庵是哪个朝代的
  施耐庵(1296年-1370年),元末明初人,原名施彦端。大明(南直隶)扬州府兴化白驹场施家桥(今江苏泰州兴化施家桥)人。元末张士诚于白驹场(今分属兴化和大丰)起义,定都平江(苏州)建立抗元政权,自立吴王(朱元璋也是吴王,史称西吴,以区分二者),施耐庵效力张士诚,之后施耐庵避乱迁居兴化。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其实就是元末起义军将领们的影子。他是著名的元末明初文学家。施耐庵是罗贯中的老师,住苏州阊门外施家巷,曾入仕钱塘(杭州)。
  艺术成就
  《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像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的语言不仅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对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有时也能准确地表现出来,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如李逵第一次见宋江,就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责备他粗鲁,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绍了情况,他还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他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他是个粗人,见人不懂得什么客套和应酬之事,不受礼节的约束,他刚上梁山便大发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象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话,只有李逵才说得出,是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吴用的足智多谋,宋江的谦虚下人,通过他们的对话,无不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鲁迅曾经指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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