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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鸿仪


[公元1912年-1945年]

   张鸿仪,台儿庄镇顺河街人,回族。祖父张文学,清时在台儿庄一带行医,药号泰山堂。祖父去世后,父亲张守仁因家境贫寒,于1908年由朋友介绍,到郯城县马头镇邮寄代办所当邮工。1912年,张鸿仪出生于马头镇,7岁时在该镇皇甫小学读书。张守仁为人正直爱国,借工作之便,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并把一些反帝、反封建的道理讲给孩子们听。幼小的张鸿仪及其哥哥、姐姐均受到了良好的熏陶。张鸿仪8岁那年,邮政代办所取消,建立邮政局,父亲就此失业,全家人衣食无着,上学不到一年的张鸿仪,只好随全家返回原籍台儿庄,在其二叔张守义的私塾学馆里继续学习。由于父亲找不到工作,1919年底,张鸿仪又随全家投奔枣庄外祖父金家安身。因外祖父家设有私塾馆,张鸿仪的学业才未中断。
  在旧社会封建势力统治下,贫苦人生活出路是不好寻找的,想谋个职业比登天还难。父亲在枣庄依然找不到工作,忧心如焚,贫病交加,不久去世。外祖父母亦相继病故,哥哥又年幼无职业,一家6口人的生活更加困苦,全靠舅舅周济点粮食勉强糊口,张鸿仪被迫辍学。
  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下,张鸿仪仍求学心切,劳动之余,他经常到南马道一所教会小学堂教室窗外听课。他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感动了该校心地善良的张老师,张老师就让他在自己任教的班上学习,并负担他的学习费用。1931年夏季,张转入枣庄中兴公司创办的高级小学。两年后,张鸿仪考取该公司创办的职业中学,在工科班学习。张鸿仪没有辜负家庭对他的培养和期望,从入学那一天起,就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各科学习成绩在全班中都名列前茅。每当期终考试结束,他把成绩单拿回家时,便给那苦难的家庭带来了无限欢乐。
  张鸿仪在枣庄职业中学工科班,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待人和气,办事稳重老练,大家都很尊重他。
  1935年12月,北京爆发了“一二九”学生-。张鸿仪怀着一腔热血和同学们一起,投入到枣庄的学生-中去,宣传抗日,反对投降-。由于他在学生中有威信,很快成为青年学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同时,他在这些活动中逐步同枣庄的地下党组织发生了联系。凡是组织安排他的任务,他总是尽心竭力地去完成,经常受到党组织的赞扬和鼓励。另外,他在党组织的启发引导下,阅读了《铁流》、《母亲》、《光明》和《世界知识》等进步书刊,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任务,并决心为革命奋斗到底。在党组织的关怀培养下,迅速地成长起来。1936年8月,经中共枣庄中心支部书记李微冬同志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枣庄职业中学第一名党员。
  张鸿仪在党内负责宣传工作,由于斗争的需要,他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作了大量深入的社会调查,更加认识到革命的伟大意义,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他在日记中写道:“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才明白了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从入党的那天起,他就把自己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他甘愿牺牲个人的一切。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兴职业中学发起了全校性的大辩论,题目是《目前应不应该对日作战》。职业中学的师生在抗日问题上分为两派,一部分进步的师生赞成我党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而另一部分则吹捧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迷信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张鸿仪和另外两名党员决心利用这次辩论会,说服那些受蒙蔽的师生,在全校掀起一个声援抗日、拥护我党主张、反对0投降的新高潮。张鸿仪善于演说,感情丰富,声音洪亮,说理性强,很能打动人心。在辩论会上,他和另外两名党员大讲我党抗日主张,用许多铁一般的事实说服大家。辩论的结果,主张“立即发动抗日论”者大获全胜。许多受迷惑的师生逐渐觉悟,纷纷表示赞成我党的抗日主张。
  “七七”事变后,中共枣庄中心县委根据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指示,决定由李微冬同志出面,以地方教育界名流的身份,联络组织了“枣庄各界抗敌后援会”,以中兴职业中学的进步学生为骨干,组成抗日宣传队,由张鸿仪任宣传队队长,利用假期,先在各小学、集市、附近农村进行宣传活动。随后,张鸿仪又和几位同学利用学校的铅字印刷机编印出版《抗敌报》,广为散发,每个铜板一张,将收入的钱全部交给抗敌后援会,用以支援前线的抗敌斗争。通过宣传活动,团结了不少工人、农民和学生。宣传队所到之处,倍受欢迎。群众主动询问,供应茶水,关系甚为融洽。1938年初,抗日宣传队参加到了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更为活跃地进行抗日宣传和为战争后勤服务。
  1938年,日军大举南侵,这年3月,枣庄地区被日军占领。5月,张鸿仪响应党的号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担任第三大队副教导员,带领宣传队和90多名进步学生,奔赴抱犊崮山区,继续进行宣传活动。是年10月,抗日义勇总队第一大队被正式改编为八路军115师苏鲁支队,他任第三营教导员。
  11月3日,三营在张鸿仪和刘景镇的率领下,奔袭了枣庄附近的一个日伪据点,活捉日军5人、伪军8人,并缴获11支长枪和部分弹药。
  11月下旬,日军300多人配合伪军刘克锡、崔六两股武装,乘我四县边联办事处驻地车辋村空虚之际,突然发兵占领,并安上了据点,使我部活动发生了困难,群众纷纷要求我军尽快拔除这个据点。我部决定对其进行围困,出敌不意,很快控制了车辋村周围的制高点,不断对敌人打击袭扰,迫使敌龟缩在据点40余天。敌据点周围被困期间,临沂、枣庄之间的伪军多次前来增援解困,均被我部痛击回去。同时我部也有少数营、连干部主张急攻。张鸿仪耐心劝阻阐明,就我目前的力量宜守不宜攻。车辋村之敌见增援无望,仓皇撤出。敌逃窜时,我部英勇追击,毙敌、伤敌数人,缴获战利品一大宗。这次围攻的胜利,鼓舞了指战员们的士气,提高了我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12月初,日军侵占峄县城后,驻扎一个中队,武器装备精良,配有钢枪和骑兵队。张鸿仪和刘景镇率警卫员化装来到峄县城郊,与我军派往敌伪内部的孙继德接上头,详细了解了敌伪军的部署情况。张鸿仪绘制了日伪军的兵力部署图,研究了行动方案。4日黄昏,孙继德以查岗为名,乘敌不备,将带班的日本兵打死,打开了城门。张鸿仪、刘景镇率部闯入城内,按原部署奔向各自袭击的目标。日军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因不知我军底细,龟缩在屋里不敢轻举妄动,只是盲目地乱打一阵枪。战斗至拂晓,打死日军10余名,毙、俘伪军100余名,并争取了伪军一个中队反正,缴获步枪50余支,部队安全撤回。
  1940年下半年,日军一方面对抗日根据地推行蚕食和“三光”政策,另一方面在敌占区疯狂地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我根据地开始缩小。再加上这年秋旱,粮食严重减产,因此鲁南地区抗日的困难时期开始了。群众、部队吃饭穿衣都成了大问题。已经到了冰雪封地的深冬季节,军队大部分没有棉衣,吃的是糠菜、柿子皮、地瓜秧等。如果搞点豆饼、花生饼算是上等粮,既可当菜,又可当饭。张鸿仪和战士们一样,吃的是地瓜秧拌黑豆、高粱磨成糊蒸成的菜团子。他两手捧着,吃得又香又甜。用地瓜、地瓜面、地瓜叶做成的“三地饭”,一般人连吃几天就吐酸水,张鸿仪却说“我最愿意吃这饭”,而把少部分的花生饼留给战士们吃。最难吃的是花生壳碾碎蒸的窝窝头,嚼起来咬不碎,咽起来拉嗓子,大便拉不下来。张鸿仪边吃边风趣地说:“吃这些东西要粗嚼猛咽。”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他经常和战士们一起睡庄稼地里,铺草地盖蓝天。有一次行军,一个战士实在走不动了,张鸿仪就背着他,一直到达目的地。他从不以-自居,坚持和战士们平等相处。另外,他能写会画,精通好几种乐器,演戏可以扮演几种角色,而且能自编自演。他利用这些特长,在部队生活异常艰苦、大家情绪低沉时,为大家演奏音乐,表演滑稽节目,教唱歌曲,振奋士气,活跃气氛,给战士们带来欢乐。张鸿仪还以身作则,处处遵守群众纪律,维护群众利益。有一次部队在马关庄宿营,他洗脚时,不慎把房东老大爷的瓦盆损坏。当时他没有钱,部队又要立即转移,他便把自己穿的衣服脱下来做抵偿,老大爷说什么也不肯收。他感到过意不去,就把自己抽的烟送给了老大爷。两个月后,队伍又路过这里,他买了瓦盆送还给老大爷。老大爷一家感动地说:“开天辟地以来,没听说过像八路军这样好的队伍。”
  1942年3月,张鸿仪被任命为鲁南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当时在敌占区,形势依然很严峻,敌伪据点星罗棋布,-工事纵横交错,我游击部队活动极为不便。在这种形势下,张鸿仪坚决执行党组织的决议,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瓦解敌伪军。他亲自带领“反战同盟”人员,晚上背着电话单机,把它接到日军电话线上,点名找日伪军官通话,向其进行反战宣传,搞得日伪军惶惶不安。而对汉奸中的顽固分子,则予以坚决镇压。微山湖畔的西苑村,有个汉奸叫张固分,猖狂-。张鸿仪曾多次向其发出警告,他却屡教不改。为打击其嚣张气焰,张鸿仪遂布置我武装人员拔掉了这个钉子。为争取伪军政人员为我服务,张鸿仪还说服教育了许多伪军政人员和我建立了关系,使我游击部队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往来自如,打开了游击战争的局面。
  1943年底,上级为了进一步加强敌占区的抗日工作,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决定派张鸿仪任铁道队政委。
  在张鸿仪刚到铁道大队任职的12月份,就接受护送陈毅同志过路的任务。为了确保军长的安全,张鸿仪除做了周密的安排外,还带了一个短枪班在前面开路,对所有经过的据点,都做了交代,并深入据点,观察有没有情况变化。他还根据陈毅同志的意见,在沙沟安排了一次对伪军的训话。陈毅同志亲自对据点的伪军训了话,伪军听后深受教育。
  1944年,鲁南抗战形势有所好转,铁道大队的声威更加大振。不少日伪军据点被端了窝。同年秋,铁道大队配合县大队,一举攻克津浦路上防守严密的塘湖车站,经过20分钟的激烈战斗,全歼日军一个小队共20余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20余支。不久,铁道大队又配合滕县县大队拔掉了南随伪军据点。另外打汉奸冯子固,战斗勇猛,声威大振;打沛县文庙,干净利索,取得大捷;茶棚战斗、塘湖战斗、岱王庙战斗,都取得了较大胜利。张鸿仪精心培育的思想政治之花,结出了军事斗争的胜利之果。
  铁道大队在张鸿仪等人的领导下,在津浦干线和临枣支线上神出鬼没,把敌人闹得惶惶不安。日军为确保交通运输,对铁路加强了控制,并不断地外出“清剿扫荡”。为避敌锋芒,保存实力,铁道大队奉上级指示,转入微山湖一带活动,在那里开辟根据地,并不时到铁路沿线骚扰敌人。
  在辗转微山湖一带的游击生活中,张鸿仪看到在日伪统治下,群众大都逃荒走了,肥沃的土地荒芜了,富饶的湖产无人管,群众生活苦不堪言,还要省吃俭用支援自己的队伍。于是他和队干部共同研究,决定利用作战、训练的间隙,在微山湖畔种田500亩。张鸿仪和大家一起拉犁翻田,撒种锄地,把荒芜的湖田变成了米粮仓,大大减轻了群众的负担。
  1945年夏初,张鸿仪政委、刘金山大队长奉命率部进山作短期整训后重新出山。临走时,军区领导除作了一些重要交代外,又一次关心地提及张鸿仪的个人问题。张鸿仪依然是那句老话“国难当头,个人问题暂不谈!”他率部队出发,先到达滕县东南的羊庄,后又开到北楼、大官庄一带宿营。第二天拂晓,忽然传来零星枪声,张鸿仪立即叫起同志们。刹时,枪声大作,区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向他们这儿跑来。张鸿仪判定是敌人包围了区政府,遂一面命令一连前往河西阻击,一面和刘大队长组织部队突围。不料,敌人一遇我军阻击,竟疯狂发起进攻。张鸿仪和刘金山立即指挥全体人员顶住了数倍于我之敌,掩护区政府冲出尚未合拢的包围。
  当铁道大队撤到青山头时,发现四周都有敌人运动。原来,日伪军数千人从临城、官桥、枣庄等据点同时出动,分兵合击,企图围歼我区政府和抗日武装。张鸿仪要刘大队长带领部队突围,他带少数人员留下掩护。大队长考虑到他的安全,没有同意。这时,敌人从南边发起攻击。他俩分析,如果立即突围,我腹背受敌,会加大伤亡;不如先打退南边来犯之敌,然后突围。于是,他们集中兵力,一阵猛烈的还击,打退了南边攻上来的敌人。张鸿仪和刘大队长分析,东北羊庄一带有敌人的据点,敌人认为我游击队势单力薄,一定不敢向据点方向突围。因此决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从东北方向突围。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他们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部队疾速前进。突然,从背后村庄里又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张鸿仪判定,后面还有我们的同志没有突围出来,就叫刘大队长带队先走,自己带领警卫员和一名队员返回,接应后面的同志。
  三人爬上了一座大山。张鸿仪站在高处,向枪声激烈的村庄望去。敌人发现了他,一颗罪恶的子弹飞来,穿进了他的右胸,他倒在了地上。警卫员立即扑上去,背起他来,向部队突围的方向追赶。他们刚走进一个果园,敌人就吆喝着追上来了。警卫员用树枝把政委、队员和自已隐蔽起来,躲过了敌人。张鸿仪逐渐苏醒过来,知道情况危急,就将自己的枪交给警卫员,劝他俩不要再顾他一人,快去追赶部队。他俩坚不从命,决心用生命保护自己的政委。
  敌人走远了,警卫员背着张鸿仪终于赶上了部队。干部、战士看到政委受了重伤,都非常难过。张鸿仪躺在门板上,紧紧握着刘大队长的手,关心地寻问部队的伤亡情况,叮嘱大队长把在战斗中牺牲的同志安葬好,并抓好训练,整顿好部队。
  张鸿仪被送进了设在费县荆山寺的鲁南军区第一医院。军区党委闻讯,专门给医院政委拍来电报,要求医院全力抢救。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听到消息后,派人从敌占区搞来了几支葡萄糖送到医院,并指示,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抢救张鸿仪。
  张鸿仪身在医院,心里却时刻惦念着部队。他请人代笔写信,勉励同志们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冲锋陷阵,多打胜仗,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军区的医务人员,对张鸿仪竭尽全力进行抢救。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差,加上他伤势过重,在抗战胜利的前夕,在黎明的曙光即将到来的时刻,铁道大队的好政委张鸿仪牺牲了,时年33岁。
  1945年9月,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鲁南根据地2000名军民在滕县为张鸿仪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人们在烈士遗像前庄严宣誓:一定要继承烈士的未竟事业,将革命进行到底。
  张鸿仪烈士的遗体现被安葬在临沂费县烈士陵园。
  (孔宪志、李继福)

张姓名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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