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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春膏


[公元1900年-1976年]

邓春膏(1900-1976),字泽民,甘肃省循化县(今属青海省)。1921年7月,邓春膏从北京大学毕业,次年考取留美官费生。他抱着教育救国,服务桑梓的愿望,考入斯丹佛大学。1924年,获文学士学位,次年又获硕士学位。之后,考入芝加哥大学,攻读教育哲学。1928年,获博士学位。1936年,邓春膏为了 教育部对甘肃学院系科设置的不合理撤并,愤而辞职。但是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把甘肃唯一的一所大学维护下来做了重要贡献。

学习进步1917年,邓春膏考入北京大学。这时,正值反对旧道德、旧文化,提倡新道德,新文化,鼓吹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时期,他在课余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

-1919年,旅京甘肃学生有90多人,他们大都读书不忘国家大事,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5月4日,邓春膏与其他旅京甘肃学生加入北京学生队伍,-天安门,火烧赵家楼,反对签订《巴黎和约》,要求取消“二十一条”,高呼“外争国权,内惩-”的口号,实行总-。6月1日,北洋政府连下两道命令,替曹汝霖等-贼竭力辩护,取缔爱国活动,命令学生立即复课。6月3日,邓春膏等旅京甘肃学生跟北京学生组成演讲团,走向街头进行爱国演讲宣传。他们怀藏小纸旗,分散到达预定地点,突然佩上讲演员徽章,挑起演讲团旗帜,慷慨陈词,宣传救国的道理。-急忙驱散群众,逮捕掌旗的、演讲的,押往 署,辗转北京大学法科-。邓春膏与王自治、张明道(均北京大学)、张心一王和生(均清华学校)、冯翰英(北京工校)、田昆山(中国大学)等七名甘肃籍学生被捕。-期间,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干事、北京大学学生张国焘等曾去看望慰问。在各界人士的营救下,他们七人与其他被捕学生获释。

成立学社12月13日,邓春膏与姐邓春芩、邓春兰、弟邓春霖在北京三眼井15号寓所成立“春晓学社”,“以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为宗旨”,提出自由、平等、奋斗、坚忍的信条,创办了《春晓学社季报》杂志,收入他的论文《文化之循环状况》、翻译小说《一根皮条》。前者论述了对偶像的迷信与崇拜,必将导致文化因循守旧,主张青年人打破儒家偶像,推动社会的进步。后者是法国毛柏桑(今译为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今译名为《绳子的故事》。

创办杂志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甘肃旅京学生,深感故乡甘肃僻居西陲,长夜漫漫,大梦未醒。便于1920年5月,创办《新陇》杂志,邮往设在兰州的合兴印书馆及平凉、西宁、武威、宁夏、天水、陇西、狄道、酒泉各师范的代派所,再发行到全省各地。《新陇》是不定期铅印刊物,辟有论著、调查、选录、大事记、通讯、杂俎等六个专栏,一直持续到1930年9月,因经费困难而停刊。前期《新陇》主要宣传“五·四”精神,向甘肃输入新文化、新思想;后期则着重鼓吹北伐战争,反帝,反军阀。

发表论著邓春膏在《新陇》上面发表了多篇论著、译作。他的《我们怎样预备创造新文化》一文,主张把新文化输送到甘肃去,首先要毁弃儒教偶像,变一味崇拜的态度为批判地吸收有益的东西的态度。他认为本着科学的精神,加上吸收对中国有益的欧美文化,才能创造出中国的新文化。在《甘肃的留学问题》中,他不赞成去日本留学,“因为日本的学术,多自欧美输入,自己没有什么创造发明,与其间接吸收,不如直接的吸收,换句话说,与其送日本留学生,不如直接送到欧美”,方能学到真髓。

担任校长1929年2月,甘肃省政府聘邓春膏为兰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教务长,7月任校长。1930年中山大学改名为甘肃大学,任校长。1931年改为省立甘肃学院,任院长,直至1936年5月。邓春膏主持这所甘肃最早的高等学府达八年之久,是解放前此院(校)历任院(校)长中任职最长的一位。这八年也是这所高等学府从草创走向发展的八年。兰州中山大学的前身是清末的甘肃法政学堂,民国初年改为甘肃法政学校,1928年,改为兰州中山大学,设在萃英门举院内。当时拟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医学院共31个系。

经费困难邓春膏出长兰州中山大学时,面对的是建立庞大的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与经费困难、师资匮缺的严重矛盾。甘肃本来地瘠民贫,再加自然灾害频仍,经济更加凋敞,国库更加空虚。以至甘肃学院每年仅有的9万多元经费常常拖欠不拨,到1934年经费积欠已达20多万元,成为全国经费最少的一所高等学校,邓春膏从实际出发,根据经费、师资与学生出路的情况,多次调整系科设置,到1931年设文学系、法律系、教育系与国文专修科、艺术专修科,后又设文史系、政治经济系、银行会计系与医学、农学、人事管理等专修科。邓春膏多方催要经费,团结教职员工,开源节流,惨淡经营,使甘肃学院在求生存中获得稳步发展。逐年建筑礼堂、教室、办公室、师生宿舍、图书馆、实验室、解剖室、浴室、游艺室共30多间。刚建校时,接收法政专门学校政法书籍及古籍4000多册。邓春膏每年都拨出资金派员赴上海购书,到1934年已有中文书12,574册,西文书216册,价值1,760元。1935年则有中、西书16355册,价值14,437元,并订阅杂志近百种。将举院衡鉴堂改建为图书馆,换地砖为三合土,置书架、桌凳,方便了读者。其规模之“宏伟冠兰州各校”,“在此偏僻之西北,亦谓首屈指矣”,至1935年购置各种仪器、标本、模型,价值9,000多元。还设立出版课(即校印刷厂),从上海购置铅印机1架,专门印刷讲义、书籍与校刊。1931年,在小西湖购置30亩地,辟为农场,次年又在雁滩中河滩购置140亩地的农场,充作农科实习园地。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试验粮食作物的丰产技术。在院附属医院的基础上设立医学专修科(以后演变为兰州医学院),开甘肃自己培养医学人才的先河。开辟了网球、垒球、排球、篮球与田径场地,陆续添置体育器械,使学生有了锻炼身体的场所。这些设施的建设为甘肃学院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转奠定了基础。

师资缺乏师资缺乏是严重的问题。首先,大学毕业或留学外国的甘肃籍师资不敷聘用。其次,东南一带的大学师资或不习惯甘肃气候与生活,或受不了数千里的长途劳顿,更重要的是甘肃的教师待遇比东南诸省低,所以,他们不愿接受甘肃学院的聘任。邓春膏从四个方面着手,解决了甘肃学院师资匮缺的困难。一是礼贤下士、优礼有加地延聘甘肃籍大学毕业生与留学生。如聘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天水赵宗晋教《法律哲学》、《英文》,聘日本明治大学法学士皋兰杨清汉为教务长,聘日本早稻田大学文科毕业生会宁王维屏教《日语》,聘北平私立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生榆中谢斌教《社会学纲要》。二是聘请各机关的大学生与留学生做兼职教员。如聘请省高等法院院长冯致祥给法律系授课。三是聘请学有专长的地方人士任教,如聘镇原举人慕少堂为文史系教授,讲授《经学概论》和《音韵学》,聘榆中进士杨巨川为教授,讲《诗学》,聘永登举人周应沣讲《国文诗词》,聘兰州国画家曹蓉江教国画花卉,聘富有音乐才能的临洮孙培珍任艺术科音乐教师,聘武威李鼎超授《文字学》。四是选拔甘院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榆中杨晓舟就是其中之一。

邓春膏经过多方努力,至1934年甘肃学院专职教员有18人,到1935年达39人,其中留学生11人,获博士学位的5人,解决了师资缺乏的问题,保证了教学质量。

教书育人邓春膏在讲授《哲学概论》、《西洋哲学》、《法律哲学》、《经学通论》与《英文》等课程的同时,还举办各种讲习会,请社会名流王庚山、赵元贞田炯锦等先生演讲,活跃了学术气氛,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他曾在暑期讲习会上做过《理想与人生》的报告,勉励学生树立远大思想,专心研求学问,毕业后勤勤恳恳地为甘肃人民服务。告诫学生不要把在学校读书作为取得毕业资格,便于谋生为人生的理想。

创办刊物邓春膏还从有限的经费中拨出专款,先后创办了《兰州中山大学月刊》、《甘肃大学季刊》、《甘肃大学半月刊》、《甘肃学院季刊》等学术刊物,刊载了王国维翻译斯坦因的《流沙访古记》、杨国桢的《周南召南的研究》、张次房的《广告战的准备研究》与《德国最后的经济状态》,田炯锦的《美国联邦之趋势》重要论著。邓春膏也发表了《何谓道德》、《何谓哲学》、《低能儿童之心理与教育》等论著。《低》文指出了英国皇家委员会衡量低能儿(弱智儿童)标准的不足之处。

重视体育邓春膏特别重视甘肃学院的体育事业。他每年都派员到天津去购置篮球、足球、排球、网球及田径器械。聘请体育专门人才王毓泰王万寿分授田径、球类、武术。还聘来兰州体坛名将段焯训练院篮球队,使球艺迅速提高。邓春膏规定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学生都要上操场去锻炼,并常常督促检查。他天天坚持打网球,以示倡导,甘肃学院的网球运动很为普及。他还每年举办全院师生运动会,促进了体育锻炼活动。

创办杂志1932年底,邓春膏等人创办了《民》杂志,交流对时局的看法,提出开发西北的建议。他发表了《一年来列强之政治经济》,分析了1932年世界经济危机中,英、法、德、日等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与经济上急剧变动的情况。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侵华事变后,希特勒的国社党对内-,对外仇视法国,叫嚷“根本推翻凡尔赛条约,停付赔款”。他认为这种论调“在德国内政外交极端困难之时,易为人所听信”,且“希氏亦野心勃勃,非居人下者”。进而推测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提醒国人密切关注事态的日益恶化。

常务干事1933年初,邓春膏与刘汝王番、郭维屏、谭克敏被推为“西北问题研究会兰州分会”常务干事,会址设在甘肃学院。他们开展了三项工作:一是在甘肃学院中山堂(至公堂)举办“西北问题暑期学术讲演会”,邓春膏与水梓、邓宝珊等18人被推为讲师,分题讲演有关开发西北的问题;二是创办《西北问题研究会会刊》,刊登有关学术论文;三是在五泉山、萧家坪一带开辟林场,栽植洋槐、榆树、柳树、椿树,引水烧灌,抚育管护,树木长势良好,二年生洋槐高达170多厘米。

愤而辞职1936年,邓春膏为了 教育部对甘肃学院系科设置的不合理撤并,愤而辞职。但是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把甘肃唯一的一所大学维护下来做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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