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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二酉


[][公元1705年-1780年]

   活跃于清乾隆元年(1736)至十年(1745)间政治舞台上的“言官”杨二酉,是一位勤于职守、直谏敢言、曾颇受乾隆皇帝青睐的骨鲠之臣。他的仕途生涯仅18年。前三年在雍正朝,为翰林院庶吉士,默默无闻。是乾隆登基给他带来机遇,更准确地说,是他秀隽的书法和锦绣的文章,被乾隆看中,为其仕途打开了通道。然而,作为一生为监察官员的他,因其恪躬职守,耿介如石,被污臣贪宦视作洪水猛兽,尤其是遭到被他弹劾和检举的个别封疆大吏和朝中重臣的攻讦,终至被乾隆皇帝疏远,以“诖误”之罪免职,年届45岁之时归里赋闲。
  杨二酉,字学山,号又村,别号西园。落职回乡后新号柳南、一梅居士。晚年又号悔翁。清太原府太原县晋祠人。生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卒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官终至兵科掌印给事中。
  杨二酉先生,出生于富裕的乡绅之家,书香家风,富足家道,再加上他“幼聪敏,性恺悌,美丰度”的个人条件,使其每学有进,涉猎较广,文、书、诗、画,莫不精湛。诚如史载“工书善画,娴吟咏”,“长于古文辞章”。雍正五年(1727)中秀才,雍正十一年得举人,雍正十二年登进士,成为“天子门生”。就在荣膺进士的这一年,28岁的他步入仕途,进翰林院为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般进士入仕的必由之路,依清制须做三年之后,参加例考合格,方能提升。在三年庶吉士生涯中,二酉默来默往,默默无闻。雍正十三年(1735)皇帝突然驾崩,弘历新登帝位,二酉也三年职满,依例考中,晋升为翰林院编修。编修之职,是一个无定员、也无实职的岗位,但却可以此为皇帝服务,进呈辞章。这一年,也就是乾隆元年(1736),二酉作《祈谷赋》呈送新帝。乾隆看到此赋字体遒劲隽秀、文辞飘逸雅训,以为“此子颇有才华,聊可起用”,遂下诏,命二酉兼作《明史钞》和《文献通考纪要》纂修官,并恩赐其一部《日讲春秋》,以示褒奖。
  新帝的赏识,使三年无闻的杨二酉,如旱苗获甘霖,愈发勤奋,扬长进取。由于表现拔萃,乾隆二年又获升迁,擢“英武殿翰林供奉”,恩准为《大清一统志》纂修,加协办起居事,所谓“协办起居事”,乃追随皇帝左右,记载其一日言行,为圣上作《起居注》。成为皇帝随臣后,二酉精于书文之长,尤中乾隆下怀。六月某日,帝命其作《日知荟说》,二酉依命精制,速作晋呈。乾隆“御览”之后,“龙颜大悦”,即赐“内府葛纱六端”、“御用眼镜一副”,拔擢“贵州道察御史”(未出察)。七月,又奉旨巡察顺天府(今北京)乡试外场;十月,奉圣命巡视南城(今河南军事要冲河阳三城之一);同月,奉旨再作《日知荟说》。已有一次经验的杨二酉,轻车熟道,此篇《日知荟说》,更不同凡响,饱受乾隆赏识,又赐 “御用笔墨两匣”、“御用澄泥古砚一方”,再晋级“协理山西道监察御史”。龙恩浩荡,一升再擢,逮同年十一月乾隆又降旨,委之重任“巡视台湾兼理学政”之职。幸走宏运的杨二酉,一年擢迁六职,数得皇上垂青,成为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
  乾隆四年(1739)正月,行将赴台上任的杨二酉,乞奏乾隆皇帝,“请训”赴任旨意。乾隆在乾清宫召见爱臣,面谕“台湾地方紧要,汝去当以镇静为主。凡事要与督抚商量,不可多事。向来台地文武不和,竟成风气,汝去要时加劝谕。至尔等满汉御史更要和气,乃于地方有益。官员中有不好者,汝不得不奏朕知道,然亦只可与督抚商酌,不要轻易参奏。”耳提面命,要诣清晰,宠爱之心,跃然纸上。
  杨二酉到台湾后,牢记圣训,慎重行事。清台湾岛并不是一个行省,而是福建省所辖下的一个府。一岛孤悬海外,是为大陆东南诸省屏障,军事地理位置至关紧要。而镇台总兵章隆,却是一个跋扈刚愎的武夫,平日糟害百姓,纵容下属为非,搞得岛上民声鼎沸。二酉轻劝无效,重责无权,遂痛下决心,起章弹劾,先报福建督抚,转呈乾隆皇帝。两月之后,章隆被免,解押京师。祸害倒台后,台岛百姓十分拥戴二酉。杨氏在台两年,最重台岛教育,为平息闽籍、粤籍迁台百姓因“学额”所限,造成的长期矛盾,他改革台湾户籍制度,增加学子入学、考试名额,化解了矛盾,理顺了民怨,促进了岛内团结。当年的台湾,地处僻址,经济落后。虽有府学、县学,却师资低劣,质量在孙山之后。为此,二酉创办书院,亲自授课,倾注毕生心血。在治政方面,二酉在了解地方实情后,奏免了台湾积年陈欠税银3340两,田赋51489石,减轻了百姓负担。对于台湾的治安,他善抚蕃黎,实行保甲,严缉游匪,约束兵丁,地方政权日益巩固。他的善政得到了岛内官绅百姓的赞誉,齐称其为“杨夫子”。至今仍遗《学宪杨公兴行海东书院碑记》于世。
  乾隆六年(1741)十月,杨二酉差满回京述职,得到了乾隆“召见赐坐,慰劳有加”的嘉奖,先后擢升为 “工科给事中兼英武殿执事”、“兵科掌印给事中”等职,始终效命于六科和都察院监察官吏系统。
  清代吏制,监察官员品位不太高,权力非常大,他是皇帝实施吏治,整饬官员的一把利刃。身为兵科最高谏官(与言官是同一意思)的杨二酉,深恐稍有懈怠,“有负皇恩”,遂悉心观察朝野上下,常到各属部门检查,发现问题,即行上疏,官员稍有错怠,便具实参奏。所任期间究竟上过多少奏章,革除多少错弊,无法知晓。但大多都得到了皇帝的赞赏和首肯。比较著名的均见载于史,诸如“停采买”、“减关税”、“除耗羡”、“爱惜人才”、“论浙江兵饷银色”、“陕甘茶法流弊”……大多涉及国计民生、-流弊,反映了他一片忧国爱民之心。其中的“论浙江兵饷银色疏”,就是请皇帝查处江浙总督,满族贵胄-兵饷的问题,而正是这一奏疏使二酉受到权臣、大吏的诬陷,终至使乾隆疏远,落得“诖职”之罪,在乾隆十六年,丢官于一旦。
  丢官归里后的杨二酉,一门心思都投向了晋祠的山水。名匾“水镜台”,名篇《柏月山房记》,名联 “桐叶自当年剪得,凤凰于何日来栖;”以及晋祠“内八景”、“外八景”诗篇等等,都出自他手。完全成了一位钟情于山水,尽心于乡间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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