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苏蔓(1914.7一1942.7) 原名苏裕源，曾化名黄维、裴济、亚宋。生于苍梧县多贤乡(今夏郢镇) 凤凰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0年在苍梧中学毕业后，考入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1932年秋至1935年夏又在广东省立识识勷勤大学攻读。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求索国家民族的出路，苏蔓和在广州洁芳女子高中读书的罗文坤等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组织了一个“曙光读书社”，认真阅读、钻研《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列著作，并学习世界语。1932年发生“一二八”事变，苏蔓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镇压，和同学们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运用话剧、歌曲、演讲等形式，夜以继日到街头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尔后还回到梧州，动员各中等学校的师生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5年春， 苏蔓与罗文坤结为终身伴侣。6月，他俩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大学。1936年夏，苏蔓参加了中共 组织“文化座谈会”，成为该会骨干，并被吸收为“左翼世界语联盟”的成员。同年暑假，他参加由中共上海文委东京支部举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班，由东京支部书记林基路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下半年，他担任了“学生党团”的负责人。入党后，他努力工作，常常给同学们做形势报告，在讲授世界语时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参加成立留日学生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华留日同学会”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CC分子0同学会的阴谋。
1937年3月和5月，苏蔓、罗文坤先后回到上海。苏蔓化名“亚宋”，负责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法大学等大专院校党的工作。同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委员会成立，苏蔓为学委委员。上海沦陷后，苏蔓夫妇留在法租界坚持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3月，苏蔓、罗文坤由中共江苏省委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39年1月， 苏蔓、罗文坤奉派往粤北工作。苏蔓化名裴济，在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工作，担任省委干部训练班的班主任，连续举办了3期党训班，为党培训了大批领导干部。
1940年8月， 苏蔓受组织委派，和罗文坤、张海萍一同回广西工作。苏蔓到桂林后，在中共党员杨东莼为教育长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任指导员。12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决定重建中共广西省工委，派钱兴任书记，苏蔓任副书记，罗文坤任妇女部长兼桂林市委书记，张海萍任“南委” 交通员。1941年9月，苏、罗、张转入逸仙中学当教师，以此作掩护进行党的工作。苏蔓和省工委的同志认真抓好党组织的整顿和提高工作，使全省的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与此同时，在发展进步势力，壮大革命力量，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1942年5月26日，郭潜(曾任“南委”组织部长) 被捕叛变。7月7日，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庄尚之根据郭潜的告密， 直接指挥广西省党部的特务，疯狂追捕中共党员和进步师生。9日上午，国民党特务倾巢出动，秘密逮捕了苏蔓、罗文坤、张海萍。这就是震动广西的“七·九”事件。
国民党特务抓到了苏蔓等人，如获至宝，企图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一网打尽广西全省的地下组织。 敌特把他们3人押往龙隐岩刑讯处，先是诱降，不成即用各种酷刑逼供，苏蔓坚决拒绝招供。敌人又继续施以更残酷的吊刑。苏蔓多次昏死，但始终坚贞不屈。次日清晨，敌人令叛徒郭潜当面质证苏蔓的身份，进行劝降，并没有达到目的。
其后， 敌人又玩弄新花招，故意将苏蔓等3人“释放”，而暗中却派人监视，以便诱捕前来接头的中共党员。11日上午，一位“省府官员”驱车来校，递上“请柬”，说是黄旭初主席请苏先生等3位赴宴，以表歉意。苏蔓即严词拒绝。这位“官员”立即变了脸色，丢下3张“自新-”，要他们在3天内填好，便悻悻地走了。
“政府官员”走后，苏蔓和罗文坤、张海萍也充分分析了险恶的形势，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叛徒告密，身份已经暴露，敌人绝不会轻易放过；敌人目前玩弄假释的把戏，其目的是放长线钓大鱼，企图将中共的地下组织一网打尽，现在敌人严密监视下又无法通知党组织，也无法向不了解情况而误来接头的同志报警。 苏、罗、张3位意识到在这关键时刻，是需要为党的事业作出最后牺牲的时候了。于是他们决定以集体 的壮烈行动向党发出报警信号，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保护党的组织和同志的安全。12日清晨，苏蔓3人分头开始准备后事，先认真批改完学生的期考试卷，接着为学生送来的纪念册一一题字留念，然后整理衣物书籍，最后苏蔓在一张纸条上奋笔直书：“不自由、毋宁死”，放在空白的“自新-”旁边。
当日晚上，苏蔓、罗文坤、张海萍在苏蔓寝室并排自缢，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3烈士的壮烈行动震动了整个桂林城， 省工委书记钱兴当即由肖雷掩护向灵川转移，并令黄嘉等人通知已暴露和可能暴露的党员紧急撤退。在这次严重事变中桂林市70％以上党员保存下来了，特别是苏、罗、张单线领导和联系的党组织，一个也没有遭到破坏。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保卫了党的组织和许多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