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谦光，1908年出生于湖北省新洲县肖家桥附近张北南村。其父亲是乡间塾师，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张谦光小时候随父母离乡背井流落武汉，父亲在口工人子弟学校任教，由于操劳过度，贫病交加，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迫于生计，母亲遂回娘家与其胞弟一起务农为生。
在这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为了求学，张谦光只身留在汉口。凭着自己的才智和勤奋，他考进了一所半工半读的中学。为了不至中途辍学，他课余就在校内揽些杂活干，节假日还要到校外去搞搬运。熬到中学毕业，他考入私立中华大学教育系，依然靠半工半读以维持生活和学业。
1929年春，张谦光大学毕业。但这位富有知识却穷于钱财的张谦光，依然-浪迹江湖——在襄樊一家商店当过小伙计，在武昌建筑工地搬运过砖瓦，在汉口打包厂扛过棉花包，还打扫过江岸码头的石阶……
这年夏天，张谦光考入国民党湖北省教育厅办的暑期教职员训练班，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成为终身伴侣的梅雪馥。秋季，训练班结业后，他和梅雪馥被分配到宜昌。他任湖北省立民众教育馆讲演员兼湖北省立第二小学教员。1934年，张谦光调到大冶县政府任督学。1936年，又调任应城县政府督学。在任督学的四年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风貌，每到一地，总是勤奋工作，不摆官架子，因而，他深为教育界下层人士敬重和热爱。
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大好河山惨遭日军铁蹄践踏，张谦光对此激愤不已。为了表示对日军的痛恨和对中华大好河山的热爱，他给刚出世不久的小女儿取名“挽芦”(挽救卢沟桥)——以示他救亡图存的决心。
1937年底，中共代表董必武和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石瑛、建设厅合作事业委员会委员李范一共同议定：在应城县汤池开办一个湖北省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开展爱国救亡活动。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陶铸受党的派遣主持汤池训练班的领导工作。1938年春，训练班第三期开学不久，国民党当局便派当时身为应城县政府督学的张谦光到训练班“旁听”，其实，是为了监视训练班的活动。但“旁听”之后他对训练班的认识和态度起了深刻的变化。他心悦诚服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对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更是钦佩不已。他恨自己盲人瞎马似地混了这么多年，庆幸自己获得这次“旁听”的机会，进而确定了今后应走的道路。
在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他悄悄地找到陶铸，讲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且和盘托出他来汤池的背景和特殊使命。他深有感触地谈了来到训练班后感情上的变化和思想觉悟的提高，表明自己跟共产党走到底的决心。陶铸衷心地感谢他讲明真实情况的诚意，高度赞扬了他的转变，热情欢迎他参加革命。张谦光受到很大的鼓舞，殷切地期望陶铸给他布置任务，决心以实际行动来表明他的转变。陶铸根据他的情况和当时客观形势，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大力发动群众起来抗日，希望他今后多作些宣传发动工作。
第三期训练班结业后，张谦光回到县城，他一面向国民党当局汇报说训练班没有什么问题，一面鼓励青年学生到汤池去学习。同时，他还凭借督学的身份，亲自串连进步教师，筹建抗日宣传队。在他的带动下，宣传队很快组成了。宣传队深入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宣传队内，张谦光常向队员们讲他在汤池训练班所见所闻和感受，还向队员们传授宣传的方法，扩大了党的影响，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1938年10月，应城沦陷，国民党县政府仓皇搬进深山。张谦光和他们分道扬镳，公开投进共产党的怀抱。中共党组织为了迅速安定社会秩序，树立群众的抗日信心，决心一面迅速展开武装斗争，一面派干部到基层发展党的力量，创建抗日根据地。陶铸按党的指示，在京山、应城边界组织了京山抗日自卫队和应城抗日游击队。张谦光任京山县政府政治指导员，到京山县丁家冲一带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年底，经沈德纯介绍，张谦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春，组织上考虑张谦光在应城各界人士中有较好的关系，调他任应城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4月，陶铸指示张谦光、徐觉非、苏化龙等人，深入到应城的沈铺、杨家河、长江埠等地开展工作。张谦光到沈铺后，秘密寄居在进步教师田泽民家中。他带着工作队，深入到湖头汊尾发动群众。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工作，一批乡、村抗日民主政权纷纷建立，人民群众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应城县第一区抗日民主政权，张谦光担任区长。
为了加强县级政权的建设，1939年秋，张谦光调任应城县政府民政科长，后任县政府秘书并代理县长。
1940年春，中共应城县委成立，张谦光当选为县委委员，并任政权部部长。他在团结各界人士联合抗战，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以及开展武装斗争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0月，日伪联合发动对应城湖区的“扫荡”，县委决定以进攻打破敌人的“扫荡”。第一次进攻战，因缺乏经验，准备不周，未能煞住敌人的嚣张气焰。伪军头目吕华奎依靠日军势力，依然四出袭击中共领导下的区、乡抗日政权。为了消除这个大患，张谦光深入群众调查研究，集思广益，侦察敌情。10月底，获悉黄家滩据点内的日军调至正面战场作战，敌伪据点仅剩吕华奎部，县委决定立即抓住这个战机，向敌人发动第二次进攻。11月5日，在县委统一指挥下，兵分三路，于凌晨一点向黄家滩据点发起攻击。张谦光率领二中队一个排和矿工分队为一路投入战斗。仗打得很激烈，敌人伤亡惨重，节节败退。由于敌人从县城派来了大批援军，张谦光率部相机撤出战斗。这次战斗虽然没全歼敌人，但是给敌人以重创，迫使敌人龟缩在据点里，再也不敢出来肆意妄为了，日伪勾结妄图消灭我抗日武装和政权的阴谋破产了。应城抗日民主政权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有了新发展，张谦光也在战火中提高了领导武装斗争的本领。
1941年3月，中共应城县委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上张谦光当选为县委书记，后又兼任县长职务。这以后的年月，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日益频繁，国民党顽固派与日伪勾结对抗日军民的夹击也愈演愈烈。在这艰难困苦、尖锐复杂的斗争之中，肩负重任的张谦光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搞好工作。
1941年冬，应城地方抗日武装和日军达成交换俘虏的协议。那天正值农历除夕，县委召集区级以上的干部在葛峰岗湖里的小岛上开会，欢迎战友们脱离虎口归来。由于对敌人估计不足，没有及时转移驻地。次日拂晓，小岛突然被敌包围。张谦光临危不惧，沉着指挥突围战斗。同志们劝他先走，他坚决不同意，并亲自在前沿阵地指挥阻击妄图登陆的敌人。经过一场激战，我方虽有牺牲，但是开会的干部和获释归来的人员安全脱险了。
1944年8月，张谦光受命担任襄北专员。1945年3月，调任鄂中专员，后又担任襄北地委书记。领导了襄北地区进行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斗争。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30万大军，杀气腾腾地围攻中原解放区。中原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留下少数人坚持原地斗争，大部队突围转移。张谦光主动请示留下坚持和敌人周旋。
9月，张谦光率领鄂中留守人员转移到鄂西北武当山地区。在武当山区党委领导下，成立鄂西北军分区，张谦光被任命为兴山地委书记兼第二军分区政委。
年底，国民党军继续向西追击解放军，鄂西北形势严重恶化。张谦光等带领着留守部队江汉军区第三团转移到房县、兴山一带，昼夜不息地与敌周旋，并伺机打击敌人。一次，在兴山县大、小螺山地区，他们一举歼灭敌鄂西保安团两个连。
1947年1月下旬，当张谦光率部再次迂回到兴山大、小螺山一带时，不料与敌六十六军两个团和敌七十五军一个团遭遇，激战三昼夜。22日，正值农历除夕，一场罕见的大雾把大、小螺山遮掩得严严实实。张谦光所部凭借大雾掩护，突出了重围，经巴东县平阳镇撤到小龙。战斗部队和司令部分别驻在一道山沟两边的丛林中。中午时分，大雾渐散，敌人发觉张谦光所部突围的去向，便向小龙蜂拥而来。张谦光和司令员邹毕兆、政治部主任吴仁芳等研究决定，将司令部撤至沟东与作战部队合拢。当通讯战士刚刚把电台拆收完毕，敌人已从山上压下来了。张谦光等与作战部队会合已不可能了，只好带着身边几名通讯、侦察战士，避开敌人朝另一座山撤退。
山高林密，冰天雪地，加之敌人重兵-了隘口，突围已不可能了。他们凭着高山险峰，在冰天雪地里兜圈子，设法向-围找部队。夜幕拉开后，张谦光等架起电台，向鄂西北军区党委报告说：我们在小龙遭敌包围，大部队与敌激战后撤出，我们几个人正在设法突围。军区党委指示他们向宜昌或四川方向转移。
次日新春佳节，他们向龙门河方向转移。时至中午，前锋战士突然发现，山隘口已被敌人-，他们只好隐蔽。下午，敌人开始搜山，他们眼看敌人一步步地逼近了，已经无路可退。张谦光鼓励大家说：危急关头已到眼前，这是对我们最严峻的考验。是英雄、是狗熊就在这个时刻看!接着他们用电台向军区报告说：“我们四周都是敌人，并向我们逼近，突围已经无法。这是我们最后的电报。”说完后就砸毁了电台，准备与敌人作最后的拚搏。
当敌人搜到山腰时，夜幕降临了。张谦光等隐藏在茅草丛中，一队敌人从他们附近蠕动过去，他们趁黑夜又一次钻出重围。他们夜行晓宿，靠野兽出没的山洞栖身，虽然暂时躲过了敌人，但是逃不过饥寒的威胁，每人每天只能靠几十粒玉米来充饥。
2月6日是元宵节，他们在山上碰到了一位山民，在他的引导下，张谦光一行过了龙门河，来到了天子坟。不料却被一股突如其来的敌军冲散了，幸好第二天他们又重新聚合，可惜的是向导不见了。
饥寒交迫，伤病交加，几个人都已体虚力弱，张谦光老病复发，行动更难。敌人又围上来了，政治部主任吴仁芳不幸被俘，壮烈牺牲，几个战士也先后失散。2月下旬，张谦光等转移到兴山县北部平水河一带时，只剩五个人了。
2月25日，身体已极度虚弱的张谦光和幸存人员来到平水河南边的山上，他们感到这样在山上盲目转悠不行，即使不被敌人发现，也会饿死、冻死，更谈不上找大部队了，如能找个向导就好了。正在这时，发现了一个过路的山民。他们欣喜不已地请他带路。那山民说，路是熟的。但现在走不出去，到处都是敌军，满山遍野地搜查。不如先到他家暂避一下，然后再设法到宜昌。这正与张谦光等人想到一块了，也符合军区关于突围的指示。
26日，张谦光、邹毕兆等人在这个向导的引导下，转移到平水河南边的后沟，忽然向导不见了，正当大家惊异时，迎面响了两枪——他们发现上了敌人的当。走在前面的张谦光身中两弹倒在草丛中，不幸被俘。身受重伤的张谦光被敌人押到平水河边，他挣扎着，面对枪林刀丛破口大骂。敌人摘下他身上惟一值钱的一块怀表，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英勇的儿子张谦光，就这样牺牲在平水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