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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时栋


[][公元1814年-1873年,清著名藏书家]

   徐时栋(1814—1873)清著名藏书家。字定宇,一字同叔,号柳泉,学者称“柳泉先生”。 因排行十三,故又称徐十三,号淡潺、淡斋,别号西湖外史。鄞县县城人。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举人,两赴会试不第即不复应试,后以输饷授内阁中书。勤学博览,治经以先秦遗说为主,以经学解释经书。所作以古诗古文。博搜文献,刻《四明宋元六志》,称善本。同治七年(1868)开鄞志局,由他主持,仿国史馆列传体例,注所征引文献,排比成文,费时达12年之久,成《鄞县志》。
  徐时栋,因排行十三,故又称徐十三,号淡潺、淡斋,别号西湖外史,又号柳泉,徐时栋与友书信往来或收藏书画时常用此号,故学者多以柳泉先生称之。浙江鄞县人(今宁波市区)。
  从徐氏家谱上看,其“先出偃王太末者,为大宗唐光化间自衢迁台,宋南渡后自台迁明,遂为鄞县人。”至于迁到鄞哪里,徐时栋自言“吾徐自天台来鄞明楼,明楼之宅勿可考矣,其余大敦天封桥、新桥诸遗迹今尚存。”
  其父徐太茂,人称桂林先生,以义行闻名于乡里,一生曾为地方修桥、修路、修庙有二十余处,故人有以义士呼之者,生六子,徐时栋为其第三子。
  徐时栋生嘉庆十九年甲戌岁(1814)十一月二十五日,自小聪明颖慧,曾作《小少集》四卷,卒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八日,享年60岁。清道光二十六年中举人,曾两次上京会试,均不得志,遂绝意进取,闭门不出,以输饷任内阁中书。其藏书楼多处,初为烟屿楼,藏书极富,“尽发而读之,自夜彻晓,丹黄不去。⑴”“秦汉以至近代流传之本鲜不寓目⑵”,“手覃思精,诣直造古人,其论经取先秦之说,以经解经,旁及诸子,引为疏证,无汉宋门户之习。⑶”善考据,精史论,“通六艺⑷”。
  一生著述三十余种,他“以古文名世⑸”,著有文集四十卷,“余事为诗人⑹”著有诗集十八卷,浩浩万千言,而他的说经之作《尚书逸汤誓考》六卷更是为学者所推崇,以至于后学者提徐柳泉时,必提他的这部绝笔之作。
  徐时栋曾就读于鄞大墩故里之崇本书院,颇喜书法,五体均能,尤擅草书,笔法精熟老练,下笔千言,能随心流转,卷面之清秀亦令人赏心悦目。现今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部分已被列为国家上等级文物。
  其友董沛说其:“天才亮特,学识兼优,明达事理,而长于议论,卓然自成一家。⑺”
  徐时栋一生酷爱藏书,历经坎坷,矢志不渝,仅藏书楼就有三座。藏书时使用过的藏书印也有近二十枚之多,如“古明州烟屿楼徐氏收藏印”、“徐时栋手校”、“烟屿楼”、“徐十三”、“城西草堂”、“徐时栋秘籍”、“柳泉”、“柳泉过目”、“柳泉书画”、“水北阁”等等,不一一列举。
  人物成就
  自幼聪慧好学,家有遗书千卷,读之不足,始自置书。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举,后两次会试均不第,以输饷授内阁中书。从此“视世俗科举之学夷然有所不屑”,发愤读书,专意著述。《五十七岁小像自记》云:“四十年来畸无事故,吾手中未尝一日嗣鞘地”。“自妙时有志著述,两上春官,即家居不复出,湖西烟屿楼藏四部书六万卷,尽发而读之,丹黄杂下,彻夜不倦,对湖居人恒以五鼓望先生灯火,候晨旦灯灭,俄顷而天明矣。”
  咸丰四年(1854),倾注其最大心血的《宋元四明六志》校勘工作基本完成,并开始重刻。同治元年(1862),迁居宁波西门外,改藏书楼名为“城西草堂”,然而次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遭大火,书楼及书俱毁。同治三年(1864)六月,在城西草堂旧址重建新宅,新书楼名“水北阁”,陈劢书匾(已毁)
  同治七年(1868),鄞县开志馆修志,被聘为主纂,”发凡起例,总持大纲,讨论,则属诸同事任之。”次年,为利用自己藏书供修志所用,志局移至水北阁。自己又到宁波卢氏抱经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等处借阅图书,广征博采,精考详核,“搜采繁富至千数百种”,“仿国史馆列传之例,注所征引,排比成文,以是费日力十二年”。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60岁时,积劳成疾,临终执好友董沛手,以修志事“郑重相委,语不及私”,翌年志成,光绪三年刊行,后人多称光绪《鄞县志》。
  徐时栋性急公好义,设义庄兴义学,修东津浮桥,建三桥碶闸,遇事能断,以义行得胜。
  现存,徐时栋最初和使用最久的藏书楼。因烟屿是郡中月湖十景之一,遂名其藏书楼为“烟屿楼”,藏书10万卷,尽发所藏而读之。多得自慈溪郑性“二老阁”,其次得自范峨亭、邱学敏、胡鹿亭等故家藏书散出者。咸丰末年(1861年)因战祸,“烟屿楼”藏书被人-、和烧毁,所剩无几。
  清咸丰年间,烟屿楼藏书经历了两次最惨重的损失。其一是,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徐时栋全家避寇躲入建岙山中,将著作和部分藏书藏在寺庙旁边的金岩山洞中,当他正沉醉于“山中何所有,好景不胜收。若更载书中,何须万户侯”的诗境中时,没想到:“一僧宿洞中,不戒于火,意为灰烬。⒃”居然把他的书当驱寒用的材料了,只留下“香山僧寺稿,无故忽成灰”的无奈之句了。其二是,清同治元年(1862)二三月间,太平军乱尚未结束,盗贼泛滥,乘机偷盗甬城各藏书楼,如范氏天一阁、卢氏抱经楼,而烟屿楼亦不能幸免,大部分藏书被窃掠,而更有甚者,将从烟屿楼0的藏书当作烧饭用的引火材料,又烧掉不少。
  烟屿楼的藏书被掠之后,好友陈鱼门(时任宁波太守)曾经在宁波江北岸花费巨资收赎了很大一部分,徐时栋给陈鱼门的弟弟陈树珊写信时说曾与其兄“乱平相见,尝许见还。⒄” 而徐时栋对陈鱼门所购书籍“虽复丛残,然而慰情聊胜无也,故属君一问之。⒅”,盼书之情,溢于言表,至于有无相还,无从查考。部分流散书籍被地方藏书家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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