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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叠


[公元1931年-1979年]

   王振叠,1931年12月出生于安徽省宿县。1949年1月在北京入伍,后来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广东,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部队长期担任军医工作,牺牲前是某师医院所长。
  王振叠参加革命后,一贯以革命军人和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名医生,他医德高尚,处处以白求恩大夫为榜样,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勤勤恳恳地做好部队的医务工作。在医术上,他精益求精,刻苦钻研,认真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他忠实地实践着医生救死扶伤的神圣天职。他对待患者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热情相待,细心诊治,急病人之所急,尽量解除患者的痛苦。为了抢救伤病员,他曾多次献出自己的鲜血,使伤病员转危为安。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王振叠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作为一名领导,王振叠尽职尽责。在负责管理部队医疗卫生工作的过程中,他非常重视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经常下连队检查卫生预防工作,督促搞好营区环境,清除蚊蝇孳生地,不断改善连队医疗卫生状况,提高指战员的健康水平,为部队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由于工作努力,成绩突出,王振叠多次立功受奖。在他30年的军旅生涯中,共立大小功两次,三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一等功一次,多次被评为优秀医务工作者,受过多次奖励。
  受党和部队教育多年,王振叠历来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把祖国的荣誉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自觉履行革命军人的天职。1978年底,王振叠患病在桂林住院。这时,中越边境的局势急剧恶化,我军正准备给越南侵略者以严厉的惩罚。消息传来,王振叠在病床上再也躺不住了,他坚决要求出院,上前线参战。当时,他的妻子吴淑琴正在做子宫卵巢切除手术,两个年幼的儿子在家无人照顾,而且领导上已经确定他第三批转业,因此,同志们都劝他还是留在留守部队工作。但是,王振叠却坚定地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现在需要惩罚越寇,保卫祖国的安全,我作为军人,就要上!”
  王振叠立下了报效祖国的决心。出征前,他给妻子去信,要她作好应付不测的思想准备。他在信中写道:“你也是经过部队教育、生活、锻炼多年的,又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要顶得住,要经得起突变的刺激,要忍着悲痛,处理好个人与党的利益的关系,更坚强地生活下去,让组织上、同志们、群众看看一个共产党员的宽大胸怀。咱们是有4个孩子的父母了,父亲不在,当母亲的就要坚强地勇敢地挑起丈夫的担子,把孩子教育好,一个一个抚养成才……”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了。年近半百的王振叠,不顾病体未愈带领一个医疗救护小组,跟随侦察部队出征了。他除了带着抢救伤员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外,身上还背着一支冲锋枪和一支手枪以备急用。当时,敌我双方战场犬牙交错,情况十分复杂。狡猾的敌人常常派出小股暗哨和特工人员,到处截击我后勤部队,造成我抢救伤员和物资供应方面的困难。在环境异常险恶的情况下,王振叠勇敢镇定地带领医疗小组,在枪林弹雨中救治和抢运伤员。
  有一次,我后勤前梯队突遭敌人的伏击而被围困,王振叠临危不惧,沉着地带领同志们一边为伤员做包扎急救工作,一边把一批又一批的负伤战友转移到安全地带。正当抢救伤员的工作紧张进行时,军医李汉彬、陈世益负了重伤,王振叠马上对他俩进行抢救,并亲自为这两位伤员输血,一直忙到第二天上午。
  在生与死的关键时刻,王振叠表现出把危险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的崇高品德。2月19日,当敌特工队包围上来时,他让部分同志乘坦克突围,自己却留下来指挥转移伤员。同志们劝他也一起随坦克突围出去,他说,我不能走,我是医疗组的领导,前线不能没有我,我一定要把伤员全部安全护送出去。于是,他和留下的同志商定了转移护送伤员的方案,并与同志们一起抬着伤员后撤突围。正当他后撤的时候,又遭遇敌人的伏击,王振叠负了重伤,左腿股动脉被打断,血流如注,同志们要背他后撤,他坚决不肯。他对同志们说:“我已经不行了,不要管我,你们赶快走吧!”王振叠壮烈牺牲了,他为保卫祖国边疆的安全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战后,上级为了表彰王振叠英勇参战,舍己救人的革命精神,给他追记了一等功,并授予他“舍己救人模范”光荣称号。
  王振叠为国捐躯后,他的妻子吴淑琴化悲痛为力量,遵照丈夫的遗言,把儿子抚养成人,并先后把3个儿子(王振叠生前大儿子已参军)送到部队去接父辈的班,继续为祖国站岗放哨。王振叠烈士若在天有灵,定当含笑九泉。
  (翁倚玲)
  

王姓名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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