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学陶敬之，又名陶叔琪，1913年11月出生于四川省重庆一个店员家庭。30年代初，陶敬之在京沪求学时，即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商学院毕业后，1935年秋陶敬之回到重庆，经同学温田丰介绍，进《商务日报》当记者，在副刊版与王达非合编《国际时事周刊》。后来他又在《商务日报》本市版“公共园地”(服务版)，与副刊配合，宣传抗日救亡。他巧妙地利用一切机会，竭尽全力地引导青年、组织青年，尤其是职业青年，把分散的力量汇集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领导他们在斗争中磨炼，使一批幼稚的青年成长为抗日救亡的骨干，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1935年底，重庆学生为响应北平一二九学生-，成立了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开展各种宣传活动。1936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指令各学校：“应停止学生一切救国工作，整顿学风，-地方政府应加制裁”。但重庆 城区分会宣传队，冲破-阻挠和捣乱，坚持渡江到南山进行宣传活动。陶敬之即以“金留”笔名，发表《反对阻止救国运动的教育者》等文章，指责学校当局，也即影射抨击国民党政府。由于“ ”坚持开展爱国活动，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于3月中旬勒令解散了“ ”。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又对《商务日报》进行制裁，要求把稿件送检。但陶敬之以记者身份，走访当时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随即以“金竞木”的笔名，写了《敬质胡庶华先生》一文，集中驳斥胡庶华“读书即是救国”的种种谬论。文章未送检查即在《商务日报》发表。胡见报后大怒，立即把文章剪下，亲自送去新闻检查所。《商务日报》因此被罚停刊三天。陶敬之在强大压力下，坚定不移，继续发表文章，鼓励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6月上旬，在重庆城区黄家垭口漆鲁鱼寓所秘密成立了党领导的“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作为救国会的创建者之一的陶敬之，被推选为干事组干事。救国会成立后，活动和影响日益扩大，形成重庆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力量，并为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的重建奠定了基础。
1936年7月19日，在重庆城区苍坪街福音堂，正式成立重庆职业青年救国会(对外名称为职业青年读书会)，到会30余人。陶敬之在会上讲话时，反复强调“职救”的三大任务：一、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二、自我教育；三、职业保障介绍。在陶敬之的直接领导下，“职救”成员坚持分组学习各种进步报刊，平时分散自学，每周各组集中一次，讨论学习心得或轮流作时事报告。还将学习心得发表在“公共园地”栏，鼓励成员的学习积极性。后来许多“职救”成员，成为抗日救亡的骨干，成为坚持革命的共产党员。他们满怀崇敬的心情，说陶敬之“是职业青年救国会的奠基人，是严师、挚友，是他扶我们走上革命道路”。
1936年8月11日，日本政府不顾四川人民强烈反对在成都设立领事馆，派领事岩井英一到达重庆，准备西上成都，更加激发了重庆人民的愤怒。掀起了群众性的反日浪潮。重庆救国会干事会在武库街(民生路)102号楼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让陶敬之以记者身份，公开出面发动和组织领导“重庆各界反对日本设领大会”，进行了-，-等多种活动。并在《商务日报》上刊登了“纪念国庆必须抗日”等文章。陶敬之这些爱国行为，触犯了国民党反动当局正在执行的“-有功，抗日有罪”政策，引起了重庆反动当局对他的嫉恨，受到特务跟踪，处境十分艰险。恰在此时，万县《万州日报》总李春雅，为了革新报纸，向在重庆《商务日报》工作的温田丰约请，便推荐陶敬之到《万州日报》作。
陶敬之到万县后，为了掀起抗日救亡的浪潮，勤勤恳恳，呕心沥血，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进行救国救民的艰苦工作。
陶敬之的《万州日报》是地方军阀的报纸。他利用地方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团结总李春雅，尽量在报纸上刊登抗日救亡和暴露蒋介石黑暗统治的各种文章，对唤醒民众增强反蒋抗日意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为了使广大能拿笔的群众团结起来，参加斗争，陶敬之决定发动一个写“万县的一日”运动。并在《万州日报》上公开刊登征稿启事，号召作者：“把万县的全貌披露出来，给各界同胞一个全新认识……联合起来，努力起来，全都走到抗日救亡战线上来。”万县的一日就是中国一日的缩影。社会暗无天日，人们见到的是失业、烟毒、娼伎、弃儿；人们传闻的灾民抢食、土匪劫场、礼教吃人；革命遭到破坏后，青年前途茫茫。这些社会现象，都被作者用笔一一记录下来。“万县的一日”征文活动，在群众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当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陶敬之不怕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孩，在征文中公开提出“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切汉奸-贼，打倒一切土豪劣绅!”这对民心是很大的激发，更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陶敬之还从数万篇来稿中，精选出70篇10多万字，汇集成册，正式出版发行，对万县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37年5月，在重庆城区公开成立了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与各界救国会一起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在此期间，一批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报刊发展起来。回到重庆的陶敬之参与的《齐报》，是宣传抗日救亡的主要报刊之一。通过《齐报》与其他进步报刊的宣传，抗日救亡的舆论阵地大为加强。
1937年7月，万县的共产党组织尚未恢复。在《万州日报》当的欧阳克明，是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他为了在万县更好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与重庆救国会总干事漆鲁鱼联系。漆鲁鱼便派陶敬之和共产党员刘璋达到万县，被安排在《万州日报》部工作。陶敬之又介绍重庆救国会的另一骨干贺方木也到《万州日报》工作。
陶敬之再次到万县，除编报纸外，还抽出很多时间来搞筹建“万县救国会”的工作。万县救国会是秘密组织，正式成立后，陶敬之作为发动人和组织者之一，担任了总干事，欧阳克明、刘璋达、贺方木为干事，组成干事会。组织生活非常严格，每周开一次会，都由陶敬之主持。陶敬之为了更好地开展救国会的工作，一方面在报社组织报告会、时事座谈会、读书会，在广大作者、读者中宣传抗日救亡。另一方面，既组织半秘密的“ ”在广大学生中开展工作，又组织公开的“万县文化界救国会”，团结一大批文化界人士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陶敬之领导万县救国会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使万县群众性的抗日活动趋公开化。国民党当局迫于群众压力，也成立了官办的“抗敌后援会”，陶敬之担任了后援会的秘书。救国会的同志决定打进去做工作，郭汶、贺方木都担任了职务。在陶敬之的安排下，利用这个合法的组织，进一步领导群众开展种种抗日活动。
陶敬之是《万州日报》国内版兼要闻版的，不仅报上的新闻、言论爱憎分明，还大量转载《新华日报》的消息、评论，大量刊登救亡活动。当时万县不少进步青年想去延安，陶敬之等征得总李春雅的同意，决定在报社少用两个，工作由大家分担，每月省下60元大洋的工资，给去延安的青年做路费。为了探明由陆路去延安的捷径，避开沿途特务盘查，陶敬之便派“文救会”副主席陈继雨，从万县步行经川北，过秦岭到西安，再由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去延安，探路获得成功。以后万县一些男女进步青年，就在陶敬之等人的资助下，沿着这条路线进入延安。
由于陶敬之在《万州日报》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万县警备司令刘光瑜说：“像陶敬之这样的赤色分子，留在报社不行。”并正式行文，以他兼报社社长的名义，将陶敬之革职。陶敬之依依不舍地告别他两次战斗过的万县，回到重庆，走上新的革命征程。
1937年12月，中共重庆干部小组(会)，改为中共重庆市工委，漆鲁鱼任书记。1938年初市工委在重庆救国会成员中发展了第一批党员，陶敬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以后他按党组织的指示，又到《齐报》做工作，他利用合法报纸，政治方向明确，斗争策略灵活，在群众中扩大了影响，壮大了抗日救亡的宣传声势。1939年陶敬之被安排到《新蜀报》任职，此时，上有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领导，社长周钦岳曾是中共地下党员，总经理萨空了又持开明态度，陶敬之与他们努力做到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有别于当时在重庆出版的反动报纸，因而使《新蜀报》声誉日益鹊起，群众对她有“第二新华日报”之称。陶敬之对报纸能获得群众的赞誉，是做出了较大贡献的。
1944年，陶敬之奉党之命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积极开展对民主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由于工作成绩显著，多次受到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的接见。
1947年1月至2月期间，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重庆学生掀起 美军暴行运动，声援北平学生的-斗争。6月1日，国民党政府为了-的-，布置了一次全国性的大逮捕。重庆反动当局于凌晨出动大批-宪特，分头逮捕了270余人。陶敬之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发起和组织“六一后援会”，日夜奔波，联系社会各界人士，设法营救被捕的人员。经社会各方营救，除三名共产党员后来牺牲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外，都陆续得到释放。而陶敬之却因此受到特务的监视，处境危急。1947年10月，党组织遂命他由重庆转移到宜昌，任中共宜昌特支书记，领导开展对国民党潘文华部队的策反工作。
陶敬之常说：“反动派统治越厉害，革命者应该更坚决、更积极，抱定牺牲精神为党工作。”1948年4月，重庆地下党领导人被捕后叛变，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陶敬之的妻子及时用暗语写信告诉他，要他赶快转移。但他想到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级就无法与自己联系，战斗在敌人心脏的策反工作的战友只得孤军奋战。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在这危急关头，只有一个选择，坚守阵地。没有组织的决定绝不撤退，哪怕坐牢，杀头的危险就在眼前，也绝不动摇。1948年6月，陶敬之因被叛徒出卖，在宜昌不幸被捕。敌人把他押解到重庆，囚禁于“活棺材”之称的渣滓洞监狱。敌人知他是我党的特支书记，想用利诱、酷刑，从他身上获得党的机密。陶敬之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1949年11月14日，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的统治已呈风雨飘摇之势，蒋介石再次从台湾飞抵重庆，布置敌特逃离重庆前的系列大-。当天下午，陶敬之与江竹筠等30名共产党员、革命志士，被押到“中美合作所”礼堂集中后，于黄昏时分押往电台岚垭，途径野草没膝的荒坡，陶敬之和大家齐声高呼：“打倒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声震荒野云空。刽子手们眼见群情激愤，惟恐发生-，尚未到达预定的行刑地点，便迫不及待地向陶敬之等疯狂开枪射击。陶敬之等30位烈士，鲜血溶入歌乐山下的黄土，忠魂与巍巍红岩凝为一体，千秋万代，永世长存。
(王辛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