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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


[公元1886年-1941年]

   陆费逵(1886~1941)字伯鸿,号少沧。祖籍浙江桐乡,生于陕西南郑(今汉中汉台区)。五岁起由母亲吴氏教读。六岁时随家迁南昌,仍由母亲教读。戊戌维新时,13岁的陆费逵受变法图强思想影响,自学新书和《时务报》。常与其父发生冲突。幸得其母支持,开始自学古文、史地和算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应他在南昌的日文教师、后到武昌任教的吕烈煌之邀前往江城。次年开办新学界书店,销售《警世钟》《猛回头》等书籍,并写成《-穆传》,借以抒发自己的反清思想。三十一年(1905)春,参与发起组织日知会,任评议会评议员,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同年辞去书店经理职务,任汉口《楚报》记者、主笔,因著文揭露粤汉铁路借款密约,《楚报》被张之洞查封,陆费逵潜往上海,任昌明(出版)公司上海支店经理,发表《论设字母学堂》等改良文字的文章。他参与发起成立上海书业商会,任评议员兼书记。三十二年(1906)冬进文明书局,襄助经理办事并任员,兼任文明小学校校长,同时主编上海书业商会办的《图书日报》。三十三年(1907)春,陆费逵在《南方报》发表文章,批评清政府图书局编印的初小国文、修身等教科书不合儿童心理,遂下决心自编初等小学教科书。这套包括国文、算术、修身课的新编教科书于次年由文明书局出齐,在教育界很有影响。三十四年(1908)秋应聘入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员。
  次年春升任出版部部长兼交通部部长和师范讲义社主任,创办并主持我国第一个教育专业刊物《教育杂志》笔政,曾多次撰文宣传“教育得道,则其国昌盛”的思想,并倡议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提出统一语音、简化汉字、采用俗体字等重要意见。清宣统三年(1911)中国教育会在北京成立,陆为之起草章程,主张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三者并重。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他预料革命定能成功,教科书亦应有大改革。于是,他与友人戴克敦、陈寅、沈颐、沈季方等决定另创办新的书局,加紧编写教科书。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1912年1月1日,中华书局在上海正式成立。
  中华书局创办时,资本共2.5万元,员及办事员十余人,陆费逵任局长、法人代表,主持全盘业务;戴、陈分任长和事务长。他提出“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和商务印书馆展开竞争,新出版的“中华小学教科书”、“中华中学教科书”风行全国。1913年,中华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董事局,仍由陆费逵任局长,沈知方为副局长,计划增资100万元,并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与当地绅商协议,合资设立中华书局分局。他还亲自前往日本考察出版、印刷业务,回国后大力加强管理,改进营业。从此,中华书局的营业更加蒸蒸日上,股金连年增加。1914年,中华书局又在福州成都昆明等地增设分局,并出版《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和《中华妇女界》等刊物。同时还自办印刷所,添购机器,新设总厂,增加发行所。到1916年,分局增至40余处,印刷所拥有大小机器数百台,职工千余名;1917年股金增至160万元,成为国内第二家华商大书局。为此,陆费逵呕心沥血,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曾说:“我在民国元年本局刚开办的时候,忙得吃饭的功夫都没有,当时一面办事,一面啃冷面包。”
  中华书局因扩大太快,以致现金周转不灵,1917年6月几至停业。这时,又有人雪上加霜,控告陆费逵挪用资金。陆费逵曾被关进牢房。后经法院判决,把中华书局印刷厂机器抵押给信业银行,使总厂关门,才被释放。出狱后,中华书局拟与商务印书馆合并,因条件太苛未成。当时,有人请陆费逵去教育部工作,也有人请他出任《新闻报》主笔,他都未应允,决心把中华书局办下去。嗣后,经多方投资,中华书局董事局改组,陆费逵辞去董事局局长职务,以司理名义处理业务,他仍然尽职尽责。1919年到1921年,中华书局经过扩充设备,营业重获发展,并由局长负责制改为总经理负责制,陆费逵被董事会聘为总经理,后又兼所所长,1922年又兼任中华书局同人进德会会长、中华书局同人储蓄寿险团团长。此间,中华书局在他的主持下创办了《解放与改造》《中华英文周报》和《中华书商月报》等,出版了“新教育国语教科书”等,在常德衡阳九江芜湖徐州青岛张家口兰州等地增设分局,资本增至200万元;1927年又在香港增设了分局,规模更大。
  陆费逵在主持中华书局时,不仅重视出版书刊的经营利润,更重视出版人的道德修养。他曾撰文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出版人“用尽脑筋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籍,贡献于社会,则社会上的人读了此书之后,在无形中收获的利益,定非浅鲜;反是,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贡献于世,则是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盖杀人不过杀一人。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要害多少人。”中华书局自创办至此20余年,虽屡经挫折,但都危而复安,且不断发展壮大,陆费逵这种正确的出版观,是起了决定作用的。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陆曾希图在这个政权的庇护下,大力发展中华书局。为了依靠实业部部长孔祥熙,陆推举孔为中华书局董事长。然而,孔并没有给中华书局带来多少“庇护”。要发展,还得靠自己的努力。1932年,中华书局在上海扩充印刷所,大规模承印国民政府有价证券及小额钞票。时商务印书馆在上海“一·二八”的战火中遭受重大损失。中华书局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业务更加发展,年营业额达400万元。1936年中华书局又在香港设立印刷分厂。同年,陆费逵担任了中华书局的董事长。1937年春,中华书局的职工已达3000余人,彩印业务为全国第一,年营业额约1000万元。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陆费逵参加了蒋介石在庐山召集的谈话会。不久,“八一三”事变爆发,他深感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多次撰文主张一致对外,长期抗战。他曾赴书业公会开会,决定中华书局认救国捐5万元。9月,中华书局上海总局和所停业,陆决定将大部分职工遣散,把部分机器运至内地,将总局迁往昆明。同时将局属保安实业公司迁往香港,加强国防用具生产。11月,陆离沪赴港,主持香港分局及南方各分局营业事宜,出版各种进步书籍,供应抗战后方。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成立后,他连任第一、第二届国民参政员。
  陆费逵经营中华书局三十余年,先后出版了竹简斋版《二十四史》《中华大字典》《辞海》等颇有影响的著作,重印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著作,总计出版各种书籍近两万种,对中国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中华书局的日益发展,他的声誉日著,成为中国出版界的巨擘。不仅如此,他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十分重视,一贯主张教育救国。1921年前后,他参加国语推行会,创办国语专科学校,印行国语课本;1929年,他在上海新办中华教育用具厂,制造教学仪器;1940年4月,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上,提出了《改良国语教育案》,提议将小学国语科分为读本、会话、作文、习字四组,受到与会者的赞同,并经大会一致通过。在他的著作中,有关教育的有《教育文存》五卷和《世界之教育》《青年教育杂谈》《国民修养杂谈》以及教科书50余种。1941年7月9日,陆费逵逝世于香港九龙寓所。同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陆姓名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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