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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敦安


[公元1908年-1943年]

   刘敦安,1908年3月17日出生于广西博白县新村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幼年时,因家里贫穷,虽到入学年龄,但无法上学。直到11岁那年,父母才把他送进了学校。刘敦安学习刻苦用功,成绩优秀,1925年,考上了博白县初级中学。次年春,因家庭经济困难转读师范班。1926年上学期,刘敦安听了博白革命先驱朱锡昂在博中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宣传讲演,深受教育和鼓舞。1928年秋,中共党员朱光翼(朱光易)回到博中,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刘敦安参加了朱光翼组织的磷光剧社,到沙河等地演出,进行革命宣传。
  在博中读书期间,刘敦安不断收到在广州、上海读书的博白进步青年寄回的刊物、传单,他如获至宝,孜孜不倦地学习,并用“刘力三”的笔名在学校的墙报上传播,抨击社会的黑暗。为此,他曾遭到国民党 派几次搜查,但他没有被吓倒,反而斗志更坚定。1928年冬,刘敦安在博中师范班毕业后,到新村小学任教,并在县城惠民小学兼课,他利用讲台宣传革命,还在新村农会组织的夜校给农民讲课,发动群众同土豪、-、博白县长张有方等进行斗争。
  1929年夏,广西地下党的领导人朱锡昂(博白人)在玉林被捕,英勇就义。1930年秋,直接指导刘敦安进行革命斗争的朱光翼在博白被 派杀害,博白革命斗争处于低潮。但是,刘敦安的革命意志是坚定的,他想方设法寻找党,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于是,他同李隆等人逃难到印度尼西亚,住在爱国华侨李光前家。到印尼不久,荷兰殖民当局害怕他们宣传革命,遂对他们进行搜查,后判以“共产党宣传-”罪,被驱逐出境。刘敦安转到新加坡,继而到广州。1932年,刘敦安从广州赴桂林,考入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是师专首届生。当时,桂系军阀伪装开明进步,与蒋介石对抗,请了文化界进步人士杨东莼(中共地下党员)到师专任校长。杨校长提出“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允许学生自由阅读各学派书籍,聘请了薛暮桥、金奎光(朝鲜人)、宋笃一(朱克清)等中共党员到该校任教。他们引导学生学习马列著作。刘敦安进入师专就得到共产党员的指引,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问题。1933年暑假,刘敦安陪同教授薛暮桥深入农村作社会调查,走遍苍梧、容县、博白、思恩、龙州等县。回校后,刘敦安帮助薛暮桥整理材料,写出了《广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一书,由师专印刷出版,使广大读者受到启迪。后来,薛暮桥说:“刘敦安同志是我在广西师专教书时最优秀的学生。”
  1934年下半年,桂系“红人”王公度等利用封官许愿或欺骗、恐吓等手段拉拢进步学生。刘敦安与麦世法、梁寂溪等革命青年坚定地团结在一起,揭穿了王公度关于“红军不是革命的,要革命就是利用国民党,依靠广西当局来发展自己的力量”等谬论,粉碎了他们的阴谋诡计。
  1935年2月,经友人介绍,刘敦安与梁寂溪、凌焕衡等广西师专首届毕业生到龙州国民革命基础师范学校任教(校址在今崇左县,半年后,该校并入龙州民团干校)。工余之暇,他们常在左江岸边的宝塔下商谈革命斗争和寻找共产党等问题。当时,广西地下党组织处于极其秘密状态,无法联系。他们决定由刘敦安去广州、香港找共产党员陈勉恕(大革命时期是中共广西区委筹备组成员,曾在梁寂溪家开过秘密会议)。同时,为了开展革命斗争,决定在找到党组织之前,先与师专的反帝反法西斯同盟成员联系。
  1936年1月,刘敦安终于在香港找到了陈勉恕。陈勉恕听了刘敦安汇报在师专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和强烈要求入党的愿望后,遂介绍刘敦安、梁寂溪、凌焕衡3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敦安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龙州民团干校,与梁寂溪、凌焕衡组成了党支部,由他担任党支部书记,受陈勉恕领导。
  1936年3月,由于情况变化,梁寂溪转到梧州中学做老师,开展党的工作。不久,刘敦安、凌焕衡也随着民团干校的合并,到南宁西乡塘民团干校担任上尉政治指导员兼教官。当时,该校还没有中共党组织、要靠他们艰苦地开展革命工作。
  刘敦安到南宁不久,李宗仁联合陈济棠发动了“抗日反蒋”的六一运动。他利用广西当局高喊抗日之机,与凌焕衡在民团干校组织抗日歌咏队、话剧团,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公开揭露蒋介石政府对内-,对外妥协、-的罪行,呼吁人民起来反对-,反对内战,团结抗日,挽救祖国危亡。他还了《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一书,宣传抗日英雄事迹。通过抗日救亡活动,把民团干校的进步爱国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继而进行党的教育,发展党员。他们首先发展麦世法入党。随后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刘敦安任支部书记。接着,刘敦安介绍张镇道、覃景秀(石山)韦若松、毛恣观、朱为流等人入党。到1936年秋,在民团干校发展了中共党员20余人,建立了中共党总支,刘敦安指定杨江(路伟良)任党总支书记。1936年11月,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任命刘敦安为中共广西省工委委员,并决定成立中共广西省军团,由刘敦安任书记,麦世法、张镇道为委员。军团负责南宁军校、民团干校、左右江武装队伍的党组织工作。刘敦安在南宁两年半时间里,尽管斗争十分复杂,他的联络站曾遭到广西顽固派两次搜查,但他顽强不屈,热情而机智地工作着。
  为了沟通上下级党组织的联系,刘敦安与凌焕衡先后在南宁中山路、南国街建立了秘密的联络站,收转了陈勉恕和南委的很多重要信件,接待、掩护了很多来往同志。他们还以自己的工资资助了来往人员。通过陈勉恕的关系,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派李守纯到广西指导工作。1936年11月,中共广西省工委成立后不久,通过李守纯的关系,南委负责人薛尚实亲自到南宁确认了广西党组织的关系,从而结束了广西党组织从1932年春起与上级联系中断的状况。与此同时,刘敦安还几次派曾世钦(曾诚)等到右江找到了韦拔群牺牲后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的党组织和游击队武装,沟通了他们与郁江地区党组织的联系。为实现广西全省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恢复和重建广西党组织做出了贡献。刘敦安还十分重视边缘地区党的工作。1937年春,他把朱为流、李毓筹的组织关系介绍给陆川县委,在博白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同年秋,他又决定由梁溪在百色建立交通站,准备送一批党员到黔桂边区,加强与黔桂边委的联系。同年冬,刘敦安(化名陈史、陈柱)受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之派,深入黔桂边地区向该边委成员传达南委关于国共合作搞好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还到乐康、乐旺、伏开、卡法等地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他还派韦敬礼到那里去参加边委、加强了黔桂边委工作。
  刘敦安还设法保护党的领导同志。1937年春,他介绍广西省工委书记彭懋桂到邕宁县国民中学做教导干事,使彭得到很好的掩护。1938年5月,到任不久的广西省工委书记黄松坚等几位同志被广西当局逮捕入狱,刘敦安筹集经费,通过陈大文到广州向南委报告,设法营救。后经周恩来白崇禧交涉,黄松坚等获释。
  1937年秋,桂西游击队和广西当局谈判改编问题,刘敦安在百色参加研究谈判对策时,认为不能把部队随便调出,更不能交给国民党改编。可是,由于桂西区特委书记黄桂南的背叛,这支武装后来被国民党吃掉了。1938年,刘敦安在武汉以中共广西省军团的名义写信谴责国民党广西当局背信弃义,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5月,党组织派刘敦安和麦世法等随广西部队到达安徽抗日前线。他和麦世法的公开身份是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的中校军官,刘敦安是党在该集团军里的总负责人。1940年,刘敦安调到立煌县(今金寨县)任皖干训班班主任和皖干训团皖东训练班教育长,还参加了安徽省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他在广西部队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坚持抗日救国,联系进步的国民党军官等。他作风正派,廉洁奉公,为广大官兵所钦佩。
  刘敦安在安徽前线桂系军队中工作,斗争环境是艰险复杂的,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但他仍是那么沉着,认真负责,忠心耿耿为党工作。他除了为党为新四军搜集情报,做-工作外,还为掩护地方党的活动,协助地方党发展党员,培养干部等,做了大量工作。1940年5月,中共立煌县委把当地60多名地下党员交给他联系,他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1941年皖南事变后,桂系集团追随蒋介石-,在广西制造了一系列-事件,接着,桂系军阀又对在安徽抗日前线的共产党员下毒手。刘敦安等的处境十分危险,党组织曾寄了几百元钱要他们撤离。有部分同志撤离了,但刘敦安仍留在那里搜集情报,同史迁等在立煌县石稻场开了爿复盛店为交通站,不断与鄂豫皖新四军保持联系,毫不畏惧地坚持斗争。
  1943年9月,第二十一集团军司令部逮捕了刘敦安、陈达伍、麦世法、史迁等十多位共产党员,将他们关押在立煌古碑冲张家湾。在狱中,刘敦安等宁死不屈,曾在狱中抢夺看守的 枝,准备越狱,但不幸失败。12月15日,刘敦安等14位同志被广西桂系军阀秘密地活埋。这就是骇人听闻、惨无人道的“大别山惨案”。刘敦安时年仅35岁。
  (黄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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