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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荣伯


[公元1909年-1950年]

   郎荣伯 字锦棠,1909年生,满族正红旗(红旗乡前红旗村)人。幼年随父郎奎五(字星三)攻读孔孟之书,经十年寒窗,读至《左传》、《春秋》,精通"诗、书礼易",善赵体书法,喜水墨丹青,爱五音六律。18岁出家门,走四方以教书为业,先后在拉林南苟家窝棚,八家子东新张家屯、马鹿沟、罗家窝棚等地充当私塾塾师,从教2 O余年,桃李遍地,颇有名气。
  他为人忠厚、耿直,少年时受父严教,惜弱怜贫,从不以利禄为重,对学生一向耐心教导,极少体罚和打骂。他经常向学生讲“耕者有其田”和富国强兵的道理。他看到旧中国的黑暗统治,遂无意于功名,民国21年(1932年)原滨江道尹蔡运升慕其才,儿次请他到省做官,均被婉言拒绝,他说:"我能尽力把子弟教习成人此生足矣"。旧私塾里主要课程是读书、写字,然而他一改前规,每天教一堂珠算,每周教一堂图画,天天都有一堂体育课,开展打跑球、溜冰,丢手帕等体育活动。每当春夏之交还带领学生上山旅行,向学生进行热爱祖国河山的教育。因此,深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和尊敬。每到一处教书,学生少则20几人,多则达四五十人,不仅有男生,而且还有女生,很多学生常年住在他家里不走,一读就是几年。他的塾馆一度成为双城县东的"盛馆"。
  1940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及伪满当局下令取缔私塾,并强令改成"国民义塾",增加日语课,要学生学日本话。他对此大为不满,毅然把家搬到八家子东的山沟新张屯,继续开办私塾,仍教孔孟之书。这个屯四面环山,只有三四十户人家,多是穷苦农民,很多孩子念不起书,他就少收或不收学费,消息传遍十里八村,很多家长高兴地把孩子送来就读。不到一年,学生就增加到40多人。有些学生家离学校10几里远,荒山野道,上学很不方便,于是他就把自家房子腾出一间,搭了两铺大炕叫远道的学生住宿。每当刮风下雨时,他怕年龄较小的学生放学走路不安全,就亲自把他们护送到家。一到夏季,农家活汁繁忙,有的学生因此休学,他看到这种情况,便每年夏锄时放农忙假一个月,既不影响学习,又使学生能帮家干活。冬季,很多学生衣帽不佳,困难很大,于是他便在每年冬腊月放假两个月。为了不误功课,他利用上早学,念夜书的办法把假期的功课补回来。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开课,读到吃早饭,晚饭后要读到九点。他经常教育学生说:"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在他的教导下,山沟里的学生,不仅学业好,而且品行端正,很多学生成了才。
  1943年后,日伪当局加紧推行奴化教育,县里的视学经常去各校检查是否上日语课,在此情况下,他买了几本日语书做样子,视学来检查时就把"五经"、"四书"、藏起来,把日语书拿出来,视学走后,继续讲读"五经"、"四书"。他常对学生说:
  "日本话,不用学,过了3年用不着。"
  1945年"九·三"光复后,山沟里士匪出没无常,学馆屡受骚扰,他便把家搬到山外的马鹿屯继续教书。远近学生都说郎先生来了,都争相报名,一时学生达到50余人,其中女学生七,八名。但此时他已因劳成疾,患了白内障病,双目近似失明,整个学馆只好由妻子马淑芳照料。马淑芳也曾念过六年私塾,从《百家姓》念到《诗经》,文笔尚可,为人精明贤惠,她协助丈夫把学校管得井井有条。
  1947年,士改运动开展以后,他教的学生多数投身革命,有的当了区村政府的干部,有的随军南下,投入解放战争的洪流,成了革命队伍中的骨干。1948年村里成立小学校,村政府的干部登门请他去当校长,可是此时他的身体已每况愈下,再也不能出任。只好坐在家里帮助学校教师出主意当参谋,一颗心仍放在教育事业上。
  1950年春、他的病情加重,于2月下旬与世长辞,时年4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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