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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易堂


[公元1880年-1950年]

   焦易堂(1880~1950)名希孟,号易堂。陕西武功人。幼时家贫,14岁才开始读书,后毕业于中国公学大学部法科。
  清宣统元年(1909),焦自省自治研究所学习结业,曾遍游周秦汉唐胜迹,萌发复兴民族之志,经井勿幕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次年返武功,被推为县劝学所所长。宣统三年(1911)广州起义失败后,井勿幕奉命回陕,布置同盟会员分头准备起义。八月,井到武功见焦,委其联络关中西部志士。焦在联络武功、扶风等县数十人后到西安,与郭希仁曹印侯等筹商起义。10月22日,在同盟会员联合新军、哥老会发动的西安起义中,焦任张凤翙大统领行营参军。后在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的陕西西路与东路战役中,焦随督师于旬邑和华阴的大都督,于军事多所臂助。1912年被选为陕西省第一届议会议员,在省议会上又被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1913年2月参众两院在北京复选,国民党获胜,在两院均占多数议席。在国会开会时,焦等国民党议员激烈斥责袁世凯的作为,并否决了袁主使签订的善后大借款合同。袁世凯欲以重金拉拢国民党议员-,遭焦等严词拒绝。刺杀宋教仁的罪证公布后,袁与国民党已不共戴天,相继免去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等国民党成员的省督职务,派兵镇压“二次革命”,并于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党员的国会议员资格,使国会名存实亡。焦等没有屈服,继续从事反袁斗争。1914年,焦因母亲病丧返陕。事毕即联络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的亲信、陕西都督陆建章,曾只身潜入督署投掷炸弹二枚(因0受潮未炸)。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国会复开,焦奉中山命入京,参与议政。次年,国会又被段祺瑞张勋之手逼迫黎元洪解散,焦随国民党全体议员抵沪。中山号召各省革命军人起兵讨贼,焦令其长子步辕回陕,参加讨伐陕西督军陈树藩的斗争;他自己随孙中山赴广州发动护法运动,任陆海军大元帅府参议,为孙中山出谋划策,深得倚重。1918年3月,孙中山在为焦易堂父母撰写的行状书后,对焦极力赞扬:“易堂焦君,秦中杰士也,为国事奔走有年,于民国创造颇有功焉。”(《辛亥革命前后的焦易堂先生》第121页)这一年,陕西革命党人响应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树起靖国军旗帜,孙特委任焦为陕西劳军使,回陕西宣慰靖国军。其时,焦步辕正随靖国军一部自武功西征,在进军岐山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焦得噩耗,亲为爱子在岐山东门外树碑纪念。
  1921年4月,焦在广州出席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同年11月,孙中山率师由广西借道湖南北伐,焦奉命以大本营参议随行。在桂林驻留候饷期间,随孙中山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广西支部的成立大会。1922年春,因陈炯明断绝北伐军粮饷,孙中山先后在桂林梧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变更北伐路线,先行返粤,再经江西北上。孙中山抵广州后,陈炯明于6月公开叛变,炮轰越秀楼-。孙脱险后登楚豫舰(第二天改登永丰舰)指挥平叛。焦在枪林弹雨中探知大总统下落,遂冒死登舰探望,请示今后方略。孙嘱他先返北方,宣传主义,以为再起之准备。焦遵命北返,自己出资,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等演讲稿印了20余万份,分发北方各省。此举得到孙中山赞赏。他在致焦的信中说:“吾党主张,以大多数人民未能了解,故于推行时,每多阻碍,此在北方,更觉较甚。得执事在彼宣传,必见伟大之效。尚祈宏此远谟,以竟将来水到渠成之全功。”(《辛亥革命前后的焦易堂先生》第138页)
  1923年2月,孙中山由沪返穗,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再任陆海军大元帅,在广州东郊重新设立大元帅府。焦奉召抵穗,随侍孙中山左右。为使国民党议员在国会中步调一致,焦奉孙中山命赴北京与谢持、王用宾等在国会中组织党团。曹锟为贿选总统,曾邀焦、王到保定,愿以重金高爵换取国民党议员支持,被严词拒绝。焦、王返回北京,约集反对贿选的200余参、众两院议员,取道天津南下,抵沪后又联名发表宣言,声讨曹锟贿选。
  1924年1月,焦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会后即赴北方,参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推翻曹锟贿选政府的酝酿。10月19日,他和王用宾、刘允丞等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军事委员,专事联络北方军事。北京政变于10月23日发动,把贿选总统曹锟赶下了台。政变后,焦代表国民军赴广州迎接孙中山北上。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北京,焦为护陵组成员,以后又扶孙中山灵柩去南京,参加了在南京金山墓地举行的奉安典礼。
  1925年9月初,焦奉命回陕,筹建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同月26日,在西安第三中学礼堂召开党员大会,正式成立临时省党部,焦和刘允丞以及中共党员杨明轩、刘含初赵葆华王授金张性初张含辉、宋树藩九人被选为执行委员。广州革命政府开始北伐后,焦任国民军第二军宣慰使。他奔走河南、陕西等地,说服樊钟秀部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尽快出师参加北伐,与蒋介石统领的国民革命军会师。1926年4月,-派在上海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二大”,通过焦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焦于1928年出任国民政府-首届-兼法制委员会委员,1931年1月任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直接主持了南京政府前期法律法规的草创工作;还与王用宾等创办了首都女子法政讲习所,培养了一批妇女法律专门人才。1929年3月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三大,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底任国民政府-考选委员会委员、行政院监察委员会委员。1931年5月出席国民会议;6月,在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2月,国民党召开四大,又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焦热爱并尽力弘扬祖国传统医学。当国民政府卫生部1929年通过“废止旧医”提案、激起全国中医界强烈抗议的事件发生后,他挺身维护国粹,又促成1931年春成立中央国医馆,被行政院任命为馆长。此后,作为筹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委员会委员,曾与于右任张继等回陕办公,对把校址选在他的家乡--后稷遗址所在地的武功县张家岗(今属杨陵区),起了一定作用。这期间,他还在武功办起了民生小学和民生中学;回南京后又成立了中央国术馆,主持举办了全国第一次武术考试。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议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成立直属国民政府的西京筹备委员会,焦为筹备委员之一。1935年7月,继居正之后,任国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长;12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上海的伤兵、病民日益增多。国民政府行政院赈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庆澜与焦商量,拟以国医馆名义在南京创设中医救护医院,朱任院长,焦任董事长。医院开诊后,收容的伤病员多时超过千人。南京沦陷前,焦带医院先遣队至重庆,后设总医院于大梁子,日门诊多时达一千余号,还在郊区建立了18个中医诊疗所。为解决大后方药品缺乏的困难,他又在江家巷自家的宅前设立了中国制药厂。每天从最高法院办公回来,他都先到药厂巡视。在他的督导下,肝素粉、戒烟丸、止咳片、救急水、防疫丹等几十种西制中药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使前方将士和后方民众均受其益。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步步倒退,使焦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逐渐失去信心。1940年9月,他辞去了最高法院院长职务,此后只担任过两年国民政府委员,基本上在南京、西安和武功闲住。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内战爆发后,焦对时局忧虑不安。1948年,他向到南京受训的前靖国军名将胡景翼的五弟景通说:蒋介石违背中山先生遗训,所作所为,全出一己之私;我看国民党快要完蛋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要成功(参见胡景通:《忆焦易堂先生同我的交往》)。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不少故旧好友先后归顺到人民一边,焦的思想矛盾重重。1949年春,他在武功河道老家,向一位曾被他营救出狱的中共秘密工作人员吐露了心曲:我不满意蒋介石的专横统治,一心想归根落叶在故土,但恐胡宗南董钊不答应,会硬逼我去台湾。这时候,他不想住西安,怕受人胁迫;又不敢在乡间久留,怕安全无保证。曾对亲友说:“还是先到兰州看看。”原想在兰州策动国民党军一部起义,未能如愿,遂至成都,最后还是经香港去了台湾,被任命为“-”国策顾问。1950年10月28日病逝于台北。著有《释总理钱币革命》《稷山文存》《-与世界大同》等。
  

焦姓名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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