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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增级


[公元1902年-1952年]

高增级(1902—1952),字升堂,定边县石洞沟乡石洞沟村人,祖上任前清武官,父为光绪秀才。增级先后就读于本村私塾、安边高小学堂、山西运城省立中学、夏县景梅九办的平民中学、北京师范大学和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历任国民党军队排长、连长、处长、参谋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及地方保安司令和行政专员等职。

民国14年(1925)高增级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正值五卅惨案发生。北京爱国学生深感国难深重,非武力不能救中国,纷纷投笔从戎。高在一个与冯玉祥有交往的朋友推荐下,进入了冯办的西北军干部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在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部卫队师(师长韩调元)先后任见习少、中尉,排、连长,参谋长等职,其时参加了讨伐张作霖吴佩孚的北伐战争。1929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一军(军长梁冠英)任上校参谋长,军械处处长。1930年,参加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冯军失利,高所在部被改编为25路军,高任第三师参谋长。第三师缩编后,改为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高任参谋主任并兼615团上校团长。其时随部在鄂、豫、皖“剿共”,这里是张国焘、红军总司令邝继勋和政委徐向前领导的红色地区,蒋介石实施一石两鸟之阴谋,胜则可消 党,败则可借红军之力剪除异己,高识其阴谋,建议旅团长暗与共产党联络,保全实力,再待时机。部队不与红军正面交锋,只对地方一些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的恶势力给予严惩,争取民心。

1934年,高去庐山军官训练团学习受训半年,蒋介石曾亲自给学员训话,灌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训练团主要培训“剿共”战略战术,培养-军事骨干。其时所在旅团已归卫立煌节制,卫当时为鄂豫皖“剿共”总司令,高的615团担任司令部的警戒,驻防潜山合肥一带。高因知识渊博又懂军事,卫十分看重高,卫赠高德国上好手枪一把、美国派克钢笔一支,高一直保存在身边,直到解放以后。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高随卫立煌北上抗日,9~10月间高所在独立第五旅增援忻口战役,与日寇板垣第五师团正面作战,战斗很残酷,官兵伤亡惨重,高所在独立第五旅死伤4300余人,旅长郑廷珍战场阵亡,第9军军长兼前敌指挥官郝梦麟、54师师长刘家骥,因指挥独立第五旅作战亦牺牲于阵地。在战场危难之际,高增级战场受命为旅长,全权指挥战斗与板垣师团恶战28天,虽然最终忻口弃守,却大挫了日军锐气,也为后防部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忻口弃守后,高旅退至太原、汾阳、临汾、候马一带,补充整修。1938年春,高担任临汾警备司令,保卫临汾、禹门口、船窝渡等战略要地,指挥韩候岭战役取得胜利,紧急转移了前方大批0弹药及重要军用物资。掩护卫立煌、阎锡山由禹门口西渡黄河。这次军事战略大转移关系整体战局,意义重大。阎、卫二位长官报告中央为其请功,蒋介石电令嘉奖并记特等军功一次。

1938年秋,高旅在晋西永和、石楼、隰县一带打游击与八路军林彪师长、徐海东旅长所部并肩作战。其间高对八路军的政治教育和-工作十分欣赏和敬佩,在该旅也学习推行,收效甚好。但对八路军的不攻坚,不固守,敌来则走,敌去又来的战术,高不赞成,也不理解,认为是游而不击,只争政权,不打日寇。直至解放后在四川军大经过学习才认识到这是毛泽东抗日游击战术,是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战术思想,不仅有远见而且非常正确。

同年秋,高率独立第五旅突破霍县、赵城的日军-,转进晋南之垣曲,归朱德总司令指挥。朱德路经垣曲,住高增级旅部数日,朝夕相处。朱总司令给高讲述新-和当前国内形势,高听后深受教益,对其以后的思想很有影响,在国民党军官中常常言论极左。

1939年,高随卫立煌进驻洛阳,任第一战区战地副司令,兼洛阳警备司令。当时,洛阳战时治安极为混乱,高因有卫立煌及高级参谋长郭寄桥的支持,严行法令,对洛阳特权阶层的不法行为和有害公益的不法份子一一惩治查办,以抗日非常时期,国难当头之日为理由,对有损国家民众利益的坏人坏事一一惩处,使战时洛阳秩序井然,百姓非常满意。

1942年,高桂滋向卫立煌请求调同乡好友高增级到该17军任副军长兼新编第二师中将师长。新二师在晋南垣曲、横岭关一带守御,日寇大举进攻晋东南,在中条山一战,17军损失惨重,军长高桂滋失踪数日,高增级身负弹伤二处,此后到西安医治休养,由于蒋介石对异己从事排拆打击,故使人心离散迫使一部分人如孙良诚投日做了汉奸,一部分人任其宰割,坐以待毙如高桂滋、孙蔚如等。此时高增级对形势前景心灰意冷。

1943年冬,17军西移陇东,由抗日转为对付共产党,-包围陕甘宁边区,高师驻防镇原、庆阳、合水、宁县一带。其时胡宗南主力部署于陕甘宁边区附近,准备对付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延安。高是陕北人,共产党利用其对家乡的感情和对蒋介石的不满,常常把大量边区急用物资从其管辖境内运抵边区。

1945年抗战胜利,高八年抗战在第一线与日军拼杀,本是抗战功臣,但其因并非蒋之嫡系,又因17军高桂滋早已经被蒋介石、胡宗南有所猜忌,故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借整编队伍将17军编掉,高一度在宝鸡闲居,因对蒋胡不满,曾与旧部及陕西朋友计划,在秦岭组织游击队,意欲瓦解胡军,不料蒋介石为了稳住高桂滋,调其为胡宗南副长官,高因投鼠忌器未敢举动。

1946年,高在卫立煌部的老上司高级参谋长郭寄桥主甘,其时被蒋编余的千余名军官闲居兰州,人称“军官队”,因不满蒋的对待,在兰州滋事已形成一大公害,政府极为头痛。郭委高主持平息,3个月之内不但化解了军官的不满情绪,并且都给了妥善安置,工作卓越,成为全国各省之冠。高受过高等教育、知识渊博、懂军事、会打仗、抗战时一直跟随卫立煌、郭寄桥左右,郭自然了解高,并与陶峙岳长官疏通,呈报中央请准将甘省的军事执掌权委以高增级。马步芳得知消息后,也速报马继元给中央,蒋因考虑到要利用西北马家力量而准请。郭深感马掌军权,他的主席日子自然不会好过。只得命高去甘肃省军事重镇天水执掌军政大权,授天水行政督察专员、天水保安司令、陇南警备司令及宝天护路司令等职,扼守陇南军事要地,以防不测。

高集陇南党政军权于一身,是陶、郭二位长官对高的信任,高在天水任上一不贪占,二不上绅十门子,对于治安则采取乱世用重典的原则,曾枪决十匪恶霸10余人,对在公众场所为非作歹的兵痞、恶霸亲手枪击于当场者有两三人,以示警戒。使天水治安顿作好转。其时内战爆发形势已明,天水军事设施固若金汤,陶峙岳亲自视察指为甘省第一,予以奖励。

1949年,胡宗南大军入川,高兼新六军军长,留其垫后。其时,解放军彭德怀司令员、寿山主席给高来密函,意欲争取高反正,并指令高部袭击马步芳部队。高因其新六军相当部分是甘青两省的回民士兵,皆与马亲近,难以行动。另则高的思想也极为矛盾,又很注重晚节,因此按兵未动,寿山派定边老乡夏品山到高处策反,被高拒绝。天水撤退时马步芳令其破坏电厂、面粉厂、铁路、桥梁等主要设施,高拒不执行,不但没有破坏还严加保护,使天水解放时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1949年10月,郭寄桥从台湾来电,命其选7000精壮官兵,在成都集结空运台湾,将编为120军。高即刻将家眷送抵成都,选精兵向四川方向撤退。12月底,军至四川贯山场时遭到解放军迎击,始知四川也早以解放,已无去路,旋命全军起义,自己却独自潜往成都。在成都与上司裴昌辉取得联系,此时,裴已起义,裴将高起义经过报告贺龙司令员,贺司令约请高参加晚会。在晚会上贺龙与高谈话,称赞高抗战表现不错,并询问高今后有何打算,并建议他先去学习,随即让参谋长写条子,介绍高到四川重庆歌乐山西南军政大学学习。

1951年12月,甘肃省天水公安处将高增级从四川解回关押审查,不久因病住院。高因肺部弹伤复发,引起急性肺炎,于1952年6月3日病逝于天水医院,终年50岁。

1985年,甘肃省天水公安处与陕西省定边县-部落实政策,追认高增级为起义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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