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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桂滋


[公元1891年-1959年]

   高桂滋(1891~1959)字培五。陕西定边人。因家贫仅读四年私塾,便辍学去外祖父家的挂面作坊当学徒。1911年在其姐夫郑思诚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入陕西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返回定边,任县保安队队长。1919年,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将定边保安队改编为连,调驻绥德,高被任命为连长。他对井在陕北横征暴敛不满,秘密联络各县反井人士,准备起事。参加靖国军在胡景翼部任团长的郑思诚支持妻弟的行动,用各种机会给高运送武器、弹药。井岳秀侦知此事,于1921年2月派兵围攻高连。高事先得到消息,提前在绥德树旗倒井,率300余人西走三边,井派一团兵力追击。高部先后在安边、铁边城被包围,几经波折,脱离险境,到甘肃平凉时,只剩下八个人。1922年,井岳秀得悉高被陇东巡防军帮统张兆钾收留,即呈报陕西督军府行文甘肃,要求扣押高等。张兆钾的幕僚寿云亭得到消息,与高一起潜逃,经西安到直隶顺德(今河北邢台)投奔胡景翼,任胡部郑思诚团骑兵营营长,参加了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年10月北京政变期间,高因战功卓著由营长升任国民军第二军独立团团长。以后又在豫西参加讨伐憨玉琨,由黑石关、虎牢关一直打到洛阳;胡景翼病逝后,高又在天津马厂参加讨伐奉系李景林的战争,升为第三补充旅旅长。1926年春国民军第二军退守豫西时,高旅未随大军西退,而北渡黄河驻防直隶武安。投靠吴佩孚、就任开封警备司令的毅军首领、陕北清涧人米振标,一想扩充毅军实力,二怕高部孤立被歼,遂任命高为毅军第五混成旅旅长。高明知米部不可依靠,但为了保存实力,还是接受了米的委任。
  同年冬,高旅开赴河南,旅部驻淮阳。当时,河南形势极为混乱,各派军阀都在扩充实力,争霸地盘,新到的高旅,很快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1927年初,直、奉军阀都给高送去了允其编师的委任状,他一个也未接受,却在淮阳挂起青天白日旗,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八师师长。然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迟迟到不了河南,全旅在直、奉军阀的包围下,处境极为危险。为摆脱困境,他派高建白、霍子乐去汉口联系。5月,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公布高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九军军长,并派来数十名政工人员。高集中部队,参加“二次北伐”,很快占领兰封、考城、民权、归德(今商丘)。
  宁汉合流后,第十九军被桂系打败,退驻皖北,与到皖北休整的第十军杨虎城部联手,逼走了直鲁联军,使皖北地方得以安定。1928年2月,高部改编为第四十七军,归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方振武指挥,继续北伐,4月攻克济南。“五三”惨案(即济南惨案)时与日军作战,被日军包围,突围后与友军攻占沧州、德州,6月初进占京、津,二次北伐基本结束。这时,蒋介石提出裁军,有13个团的第四十七军被缩编为一个旅,高为此对蒋十分不满。
  1930年,高参加阎锡山冯玉祥倒蒋失败,退至山西平定,接受蒋介石整编,任正太路护路军第一师师长。此时,高部共产党员赫光等人发动平定兵变,拉走七个连,成立红二十四军。1931年7月,高随商震出关,攻石友三后路,给张学良解围。经张向蒋通融,所部被编为步兵第八十四师,驻河北武安磁县。1933年,高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在冷口、将军关、黄崖关与日军激战。1934年,高部剿灭土匪刘桂堂后移驻洛阳。同年10月,高接受蒋介石的“剿共”任务,率部开赴陕北,受到陕北红军的有力打击。这时,他才认识到:“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用来消灭异己的阴谋。遂与张学良杨虎城等密商联共抗日,并和中共秘密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西安事变时,高亲赴太原,拟请阎锡山领衔支持张、杨。
  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高请缨抗日获准。他立下遗嘱,率部奔赴察哈尔前线,准备以死报国。此时,他被任命为第十七军军长仍兼第八十四师师长。从7月到年底,高部连续参加了南口、沙城、沙烧岭、平型关、忻口、太原等重大战役、战斗。193 8年高部归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朱德指挥时,经常与山西决死一纵队配合作战,并在当地牺盟会的协助下开展游击战争。高部三打张镇、五攻马壁村、七袭霍县城屡立战功,曾多次受到朱德的嘉奖。1939年在中条山横岭关布防时,高令部下用石条筑起多种坚固工事,使日军的坦克、大炮失去作用,双方对峙一年。1941年5月,日军集结精锐部队猛攻中条山,因左、右两翼友军阵地失陷,第十七军指挥所遭日军包抄。部队奉命向黄河边撤退,军部与主力部队的联系被日军截断,高带军部人员隐匿山中,随时都有牺牲和被俘的可能。跟随高的军参谋长、副官长劝高降日,高怒斥其无耻。第十七军主力部队突出敌围不见军长,特务营营长遂率便衣20人杀回日占区寻找,一连多天毫无结果,发现一具与高体形相似的尸体,以为“军长阵亡”,便掩埋尸体,并插木板作为标识。与此同时,日军也悬赏十万元到处搜捕高,见到墓上木牌,确信高“被击毙”,遂掘墓拍照在日伪报纸上大肆宣扬中条山之战战果。然而,一个月后,高和副军长、秘书、副官等,竟奇迹般的在宜川出现了。
  高部在抗日战争中,前后与日军接战百余次,官兵伤亡甚大,被允调离前线,在豫西新安、渑池一带,一边休整,一边担负石井至茅津渡100多公里黄河河防的守备任务。当时的渑池,灾荒遍地;加上中条山战败后由山西逃难过来无以为生的难民,困苦惨状目不忍睹。高命令从全军口粮中每月节约五万斤小麦,在县城等处设粥场2 0个,每天给每户难民发放一小瓷罐麦粒粥,使大批难民免于饿死;他还把一批失去父母亲人的难童送往陕西眉县西寨,到第十七军农场办的子弟学校上学,吃穿全部免费。寒冬将临,他又令各师、团把报废的旧军衣发给无衣御寒的灾民和难民。豫西的灾民和因日本侵略逃到豫西的难民,对高军长和他带领的第十七军感恩戴德。
  1943年底,高部被派驻甘肃固原,受命-陕甘宁边区。但高不愿再与中共搞摩擦。在他默许下开辟了固原经王洼子到三岔的秘密交通通道;还掩护和帮助过民主人士杜斌丞;并于1945年在重庆陆大将官班学习时,由章伯钧杨子恒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准备在蒋介石发动内战时,打起民主联军旗号,向共产党靠拢。抗战胜利后不久,高被蒋削去兵权,就任有名无实的第八(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高的部队也被调离与陕甘宁边区接壤地带,甚至高的住宅和本人的行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高为了不使人民遭受涂炭,曾将胡宗南在陕南堵截李先念王震率领的中原军区突围部队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以及蒋、胡将进攻延安的重要军事情报,告诉中共地下党员;并设法推迟进攻延安的时间。西安解放前夕,高被胁迫到汉中;他借口夫人在重庆患病而飞往重庆。为了逃避被送往台湾,高藏匿在一个外国人开的医院里,直到重庆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先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农林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参事室主任。1952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变卖房产捐献飞机一架。大行政区撤销后,任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主任,政协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9年1月6日因患脑溢血并发肺炎,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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