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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应举


[][公元1557年-1639年]

   董应举(1557~1639年),字崇相,号见龙,连江县琯头镇塘头村人。应举生逢乱世,历经明朝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面对明王朝日趋衰落,虽未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但在其从政期间,尽职尽责,克己奉公,不畏权贵,忧国忧民之心,历历可见。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应举中进士,授广州府学教授。税监李凤欲强占学宫闲地,遭到应举的严词拒绝。应举以小小九品教授,居然敢与权倾朝野的宦官争锋,其勇气实属可嘉。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已任南京国子监博士的董应举,见万历皇帝多年不理朝政,不听臣下忠告,放纵奸佞之辈鱼肉乡里的种种事实,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敢于冒死直谏。是年冬,应举在陕西主持粮仓行政管理工作期间,尽心尽职,利用仓库节余经费,对所辖仓廒进行整修,确保粮储不受损失。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应举从吏部考功司主事提升为本司副郎,一个月后又入铨选司,可谓平步青云。但应举并不以此为幸,照旧上疏皇帝,条陈当时吏部存在的九大弊端,强调要保持官员任职的相对稳定性,简化铨选手续,以防营私舞弊。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满族在东北兴起,创立了八旗制度,随着政权的建立和势力的扩大,开始把矛头指向明朝。朝臣或讳而不言,或言而不尽,个别权臣仗恃皇帝的宠幸胡作非为,更有不肖之徒,挟私怨,退忠良之士。应举力劝万历皇帝“勤修朝政,以消祸变。”可是万历皇帝根本不予理睬,应举悲愤交加,遂辞官告归故里,利用休闲,率子鸣玮共同开辟琯头百洞山,披荆斩棘,铺径结庐,拓展景区,并将青芝寺从八仙岩迁建现址,使景区初具规模。
  天启元年(1621年),应举召为太常寺少卿,兼督四夷馆(外事机构)。次年春,清军围攻广宁,广宁危急,京城一片混乱,人心惶惶。为扭转局面,应举力请皇上申明法纪,对擅离职守者,一律处斩,以树主威。还上奏:“兵耗民离,领土日削,乃由不执行国法所造成。”帝览奏,认为应举知兵,遂令专任教射演武。广宁陷落后,应举又建议破格提拔有勇谋者为将,戍守芦台、丰台,以保天津粮道,加强京师防卫,以绝内患。并加强京师门户——通州的防卫力量。
  天启二年(1622年),应举又上屯田议,认为欲保神京,须在各关隘设险营屯,安置流民。于是被擢为太仆寺卿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管理直隶、天津至山海关等处屯田和安插辽宁流民事务。应举认真负责,计安置辽宁流民1.3万户于顺天、永平、河间保定间,只动用公款6000两买得民田12万亩,连同闲田共计18万亩,招募耕者,供应农具、种子、农舍、交通工具等,仅费公款2.6万两,当年就收获粮食5.5万余石。终于得到皇帝的嘉许。天启二年至四年(1622~1624年),应举在顺天、永平、河间保定、天津等处办理屯田,成绩显著,因而被擢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天启五年(1625年),应举改任工部右侍郎,专领钱务,在荆州设铸币局铸造铜钱。经过应举的大力整顿,荆州铸造日渐兴盛。是年,加封户部侍郎,到扬州整理盐务。为杜绝盐务大臣营私舞弊,奸商囤积居奇,从中渔利,应举四次会见巡盐御史陆世科,申以利害。由于应举的诸多措施侵犯了部分商人和官吏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反对。当时,恶监魏忠贤已揽大权,忌应举的才能,视为“东林党”。被魏忠贤徐扬先“弹劾”加害,卸职返乡。崇祯初复官,应举以老辞不复出。
  应举生平好学,能诗文,且知兵机,著有《崇相集》4部传世。晚年居乡仍关心国计民生,在乡建筑附城堡垒,兴修水利,置社仓义田,救济贫穷,兴建学舍。曾居武夷山八曲之涵翠洞讲学,培养后秀。崇祯十二年(1639年)病终,享年82岁,谥忠介,葬福州郊区东岐沙帽坛上方。
  

董姓名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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