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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每戡


[公元1907年-1980年]

   董每戡(1907~1980)
  董每戡,永嘉横屿头村(今瓯海区潘桥乡)人。民国15年(1926)毕业于上海大学中文系,民国16年,任北伐军第十六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该年“四·一二”事变后,逃亡上海。民国17年年底,一度到日本,入东京日本大学文学院攻读戏剧一年。民国18年底回到上海,先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进步戏剧写作和演出活动。在这里结识了郑君里赵丹等著名演剧界人物。
  抗日战争起,他在湖南开展戏剧救亡宣传,在长沙组织了“一致剧社”,任社长。所创作和导演的三幕剧《敌》,曾多次上演,极富鼓舞性。后应田汉之邀赴武汉,在郭沫若主持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从事戏剧工作。武汉失守后,他辗转西南的成都贵阳间,担任过航空委员会直属的“神鹰剧团”和贵州教育厅“戏剧施教队”的编导,编导了许多以抗战为题材的剧本;他还与侯枫、李束丝等自费出版《戏剧战线》月刊,以推进戏剧事业。
  民国32年(1943),他受聘为内迁四川省三台县的东北大学任教授。抗战胜利后,他重返上海,先后担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及上海剧专、大夏大学等大专院校教授,讲授戏剧和有关词曲方面的课程,并受聘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审。
  他有10多年的戏剧编演实践,在又有了安定和良好的著作环境后,一展其生平抱负。他夜以继日进行戏剧史和戏剧理论的研究和著述,先后写成《中国戏剧简史》、《西洋戏剧简史》、《西洋诗歌简史》、《说剧》等长篇论著。
  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大学教授、湖南省文化局戏剧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调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戏剧史、外国文学史等课程,并指导学生排演话剧。此外,还积极参与广东的戏剧改革活动,对促进广东地方的粤、潮、琼、汉诸剧种的发展不遗余力。期间,还出版了《三国演义试论》和《琵琶记简论》,“简论”后与“西厢记”、“还魂记”、“长生殿”、“桃花扇”的论述,合编成《五大名剧论》。
  其在宋元戏剧研究上的独步造诣,与同在中大执教、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甲骨文等卓有成就的容庚商承祚、詹安泰诸教授受到同样的尊荣,同列为国家高教二级教授。
  1957年“大鸣大放”时,囿于长期揣摩舞台角色形象的董,竟将其面谱论中所谓“屠夫”、“寡妇”之论,渗杂在其鸣放言论中,这与他作为学者的身份是极端不相称的,而董对此亦引为毕生遗憾,事后他写给陈寅恪、詹安泰两教授的诗中说:“书生积-难忘,酒后常疏戒履霜。长日空怀心耿耿,连宵深悔视茫茫。浮名已被多言误,大错宁成致命伤?枕上排愁歌代哭,群蛙声里起彷徨。”
  他在被错划成“极右分子”以后,离开中山大学。夫妻一同蛰居湖南长沙妻家垂二十年,其中还包括十年“文革”冲击,生活遭遇极尽艰苦,但仍坚持研究与著述。直到1979年5月,董夫妇被落实政策,回到中山大学。该年冬,他出席北京第四次全国文代会。
  董是中国现代著名戏剧史专家、戏剧理论家和剧作家,是继王国维之后,抓住戏剧艺术的行动性、表演性特质,独辟蹊径研究中国古今戏剧的卓越学者。
  中国学者系统研究戏曲,发端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王视戏曲为文章之一体,以文体角度阐述“曲”这一体的发展,以文体家的眼光,去判断元曲的成就。
  董尊崇王的业绩,但他走的是与王全然不同的路。他认为戏曲本身既具有文学性,更具有演剧性。剧史家与其重视其文学性,倒不如重视其演剧性。他强调戏曲史本质上是戏剧史,不应该把它以“词曲史”看待。
  再则他丰富了戏剧表演艺术,他的论著谈论所及,从最早的舞蹈、宋元词曲,到民国以后的话剧。从剧本主题、词曲内容、台词语句、唱做念打、无所不包。
  1980年2月病逝广州。1999年,其遗作被汇编成三册《董每戡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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