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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楷


[公元1884年-1959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李文楷(1881—1959) ,山西省万荣县人。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在太原担任《晋阳公报》,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揭露满清政府腐败-的罪行。
  宣统三年(1911)1月底,同盟会领导人黄兴香港成立了起义总机关“统筹部”,他们派人到新军、巡防营和同盟会员中选拔“选锋”(即敢死队员),“选锋”队员都是思想先进、有胆有识、革命意志坚决的青年。他们在山西籍55名同盟会员中,只选中了李文楷和王建基。可见他们在黄兴眼中的份量。黄兴通知他们在三月十日前后达到广州市“统筹部”总部。
  他们按规定到达指定的地点,然后用联络暗号赶到一家饭店门口,见挂一条毛巾,用三个指头擦了一下手。饭店老板问道:“吃什么饭?”“随便吃点。”老板知道是自己人,就把他们引入内室。他们在饭店住了一星期,开了10多次会,结识了许多革命同志,统一制订了计划,各自表了决心。随后,被编入起义军第一路,任务是主攻总督署。
  “统筹部”原定4月13日起义,因革命军的暗杀行动和运送弹药活动被清政府发觉,加强了防御,起义的时间不得不推迟举行。这时,李文楷和王建基因不服水土,染病在床。黄克强同志只好派两名 将他们送到香港医疗,并嘱咐他们安心养病,待总部作出最后决定后,再另行通知。
  鉴于内奸告密,清政府到处抓捕革命党人,黄兴决定提前于4月27日起义,而他给在香港的胡汉民拍的电报竟迟迟于26日晚上10时才收到。这样,稽留在香港的200多名人员和300多0不能运到广州。广州的起义部队于4月27日凌晨4时匆匆举兵,虽然开始袭击督军署和将军署取得了胜利,但待到黎明战事转到黄花岗时,清军从四方八面涌来,起义部队兵员严重不足,终因寡不敌众失败。
  广州起义失败后,革命烈士的尸体收殓工作,全靠广州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运走,根本无法辨认。究竟死了多少,众说纷纭,有说一百多,有说86。因为李文楷的名字在“选锋”中,立碑时以为李文楷也已牺牲,就把他的名字刻上了碑,这就造成历史的误会。
  为了对历史负责,李文楷后来向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冯玉祥写信,说明自己还健在的情况。汪精卫为他回信说,72烈士壮烈牺牲,已驰名中外,不便更改。其实,这次战役中,牺牲的何止72人呢?72只能是个象征数字。
  李文楷和王建基获悉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时,心情非常沉痛。后来,他们又从报上看到全国各地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精神遂为之一振。不久,他们的身体康复,就由香港经上海返回运城。
  在运城,李文楷公开的身份是河东师范学堂教务长兼理化教员,实际主要管理革命军的军械 和粮饷。他和运城革命人士王平政、王选、阎玉清全力设法营救省咨询局议员张实生出狱。
  宣统三年(1911)八月十九日,武昌一声炮响,全国响应。这消息也大大鼓舞了运城的同志,他们用重礼贿通了清政府河东道尹余,将张实生放出。张出狱后,即到陕西联络友军,帮助光复运城。运城光复后,李文楷被任命为河东军务处长,他协助河东革命军总指挥张实生,安排运城革命军的军用品,还支持在临汾、绛州一带作战的李岐山部队军需品。可以说,运城的光复和局势稳定,与李文楷的后勤工作密切配合是分不开的。
  李文楷善长教育工作,热心国民教育,因此运城公署成立后,领导就任命他为运城师范学校校长兼教育会长。他大力支持河东各县办学事业,并且和杨虎城、冯钦哉、薛子亮在家乡北解村联合办起私立明德两级小学,自任校长,他还编着了《教育心理学》一书,它是我国较早的心理学着作之一。
  民国二十七年(1938),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侵犯万泉。其头目小岛是李文楷在东京宏文学院同学的侄子,小岛受伯父之托,拜访了李文楷。他借此机会要求李文楷出任日伪万泉县县长,李文楷以身体有病委婉拒绝,后来小岛一再威逼,李文楷只身逃往陕西。在那儿他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特别是他的二儿子、中国共产党党员李淼的影响下,会同同盟会 为国共合作奔波。有一次,他听说敌人要抓捕潜伏在冯钦哉部队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南汉宸,他就赶急通知自己在冯部工作的弟弟李文澄放走南汉宸。新中国成立后,南汉宸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成为我国金融战线一位卓越的领导人。
  解放后,李文楷回到本籍,万泉县人民政府尊他为“辛亥革命”老人,并请他参加了“各代会”工作。1953年,他受聘山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直至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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