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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一平


[公元1906年-1945年]

   韦一平,又名韦瑞珍,壮族,1906年11月出生于广西罗城县四把乡短岗屯一户农民家庭。韦一平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第三。7岁那年,父母把他送进附近里乐村的私塾,期望他识几个字,不再苦守山村。两三年下来,他终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韦一平的青年时代,正是中国社会面临巨大变化的年代。从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到伟大的五四运动,革命思潮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大地,影响着思想活跃而又不满现实的韦一平。1923年秋天,他和同村好友韦明秀相约离家出走,找到书友秦君,一起奔赴广州西部的三水县,投入到这里蓬勃兴起的工农革命运动。
  1924年春,在上海加入共产党的邓熙农,被调到三水县开展工农革命运动。从此,三水县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这年5月,韦一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他被选送到广州农-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留所当教员。不久,他担任了农民自卫军排长。1925年10月,他转入广东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后又调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在团长叶挺的率领下,参加了北伐战争,转战广东湖南湖北,屡建战功。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无数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被逮捕、枪杀,革命进入低潮。但韦一平没有动摇。这年12月,他参加了广州起义和海陆丰起义,在海陆丰根据地担任过中共区委书记。
  1929年秋,他受中共广东区委的派遣,到广西左右江组织农民武装。同年12月11日,他带领农军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起义胜利后,部队被编入红七军。1930年冬,红七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撤离左右江北上,向中央苏区转移。当部队打破桂军、湘军前堵后追的合击,跳出包围圈,强渡乐昌河时,遭到数倍敌人的袭击,韦一平随五十七团进入湘赣苏区的安福、永新一带。当时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在一次战斗中,韦一平的右脚不幸被打穿,无法随军行动,不得不就地治疗。伤愈后,组织决定韦一平留在中共永新县委任军事部长。他带着残疾,走村串乡,深入群众,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工农游击武装,为巩固永新县的红色政权,不辞艰辛地工作着。
  1934年7月,红六军团进行战略转移后,韦一平留在湘赣边区坚持斗争。不久,敌人以五个正规师的兵力,并纠集地方反动武装,对边区进行“搜剿”,苏区人民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在敌人的强大压力下,有的人动摇了,怀疑湘赣边区还能不能存在。当时的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等人,先后叛变投敌,致使边区的党组织大部遭到破坏,游击武装被敌人分割包围,四个军分区也被打散。
  在这危急关头,韦一平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团结周围的同志,发动群众,坚持在永新、安福、吉安交界的丛山峻岭中,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35年5月,他们遭到数倍之敌的“搜剿”。韦一平指挥地方武装奋力突围,向莲花、攸县转移。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碰上了湘赣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韦一平犹如失散的孩儿找到了母亲,有多少艰难困苦要倾诉啊!然而,他没有向谭余保讲苦处、摆困难,而是谈了重返安福、永新山区坚持斗争的打算。谭余保听罢,紧紧地握住韦一平的双手,眼含泪花激动地说:“你是无产阶级的硬骨头,革命需要你这样的人。”稍停,又说:“省委书记陈洪时,还有其他几个人作了可耻的叛徒,这是革命营垒中的败类。他们的所作所为,动摇不了湘赣边区军民。湘赣的红旗决不会倒,革命总会胜利的!”几天后,谭余保从身边抽出几位同志和部分武器,随韦一平返回原地。韦一平按照谭余保的指示,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发动群众,秘密展开了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工农武装的工作。
  这年7月,韦一平出席了谭余保在棋盘山主持召开的湘赣省党员干部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边区的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确定了今后的行动方针。会后,韦一平被调到萍(乡)、宜(春)、安(福)地区坚持斗争。中共萍宜安中心县委建立时,他任组织部长,不久,又接任了县委书记。当时,恢复、整顿党组织,发展党员,扩大游击武装,建立红色根据地,是当务之急,韦一平带领县委干部,夜以继日地忙碌着,在山村,在平原,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农会、妇女会、儿童团逐步组织起来,分田、反霸斗争搞得热火朝天。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一批党员,重建了党支部和区委。并为活动在这里的游击大队提供了给养和兵源,武装斗争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使游击队如鱼得水,打了很多胜仗,红色政权不断得以巩固和扩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头响起了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声,拉开了全民抗日的战幕,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布了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的指示。10月,中共东南局建立了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担负联络、整编下山游击队的任务。11月,韦一平调任该通讯处副主任(后为主任),并任中共吉安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他即以公开的通讯处主任身份,向国民党官员及各阶层人士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重大意义。同时以县委宣传部长的身份,进山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动员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游击队下山之后,他旋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协商军需物资供应和整编事宜,安排游击队开赴抗日前线的交通保障,提出安全措施等。
  在那些日子里,韦一平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奔波于南昌、吉安之间,多次进出武功山、九珑山、铁镜山,使湘赣边区的游击队顺利改编,按时开赴抗日前线;送走了过境的东南局领导和一批批干部,走上新的战斗岗位。完成任务后,他又被调往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工作。
  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要向北发展的战略决策,1939年9月间,中共中央东南局派韦一平赴苏北,以加强临时工委的领导。行前,组织部长曾山同他促膝长谈,勉励他按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依靠那里的党员、群众,做好建党、建政工作,搞好统一战线,为新四军向北发展创造条件。他受领任务后,同其他几位同志奔赴长江环绕的扬中。
  迎接他的是中共苏北临时工委书记惠浴宇。为了迅速展开工作,韦一平抓紧时间,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虚心向工委的其他领导学习,很快摸清了情况,取得了工作的主动权,各项工作搞得很有成效。12月,曾山来苏北视察工作,传达了中共中央东南局关于成立苏北特委的决定,宣布由韦一平任特委书记,惠浴宇任副书记。他们俩互相尊重,齐心协力,为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顽固派》的指示,陈毅亲率战斗在江南的主力部队北渡长江,进入苏北。
  正当陈毅率部北渡之时,苏北前进基地——江都县东、野田河东岸的郭村,突然被敌人十路包围,新四军挺进纵队一团(即老六团)面临几倍之敌的围攻。为了扭转危局,根据敌情、地形和群众基础,挺进纵队决定打郭村保卫战。为保证战斗的胜利,纵队司令员叶飞找韦一平进行协商,立即召开了挺进纵队、特委领导联席会议,共同商定了保卫郭村的战斗方案。
  6月27日晚上,中共泰县县委书记陈扬获悉顽军李长江部要进攻郭村的重要情报后,即派在李部颜秀五第二纵队政训处的女少尉政训员、二纵队直属队共产党秘密支部的书记李欣(郑少仪)星夜将情报送往苏北特委,为郭村军民赢得了宝贵的几小时准备时间。韦一平和特委领导、机关干部,星夜动员群众参战,青壮年协助部队挖战壕、加强工事,老人、妇女、儿童磨面、做干粮,全力支援郭村保卫战。28日战斗打响,7月4日全线反击,直抵泰州城下。经过艰苦的激战,我军给顽军以重创,取得了郭村保卫战的胜利。韦一平参与了战斗的组织领导,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陈毅在总结这次战斗的胜利经验时指出:郭村保卫战孤军奋战,领导坚强。
  7月底,韦一平随陈毅继续东进,参加了黄桥战斗。战斗前,韦一平与陈丕显、管文蔚、惠浴宇等忙着组织群众,组织后勤支援,黄桥的工、农、青、妇、学、教、商、儿等各种抗日团体数千人参加筑工事,抬担架,做军鞋,印传单,组织工人武装纠察队,侦察敌情,放哨巡查,散发宣传品,搞得热火朝天。全镇60多个烧饼炉炉火熊熊,香飘数里,“黄桥烧饼黄又黄,黄黄烧饼慰劳忙”,“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歌声响彻市镇。战斗中,韦一平亲临战地,积极组织支前工作。
  9月间,苏北区党委成立,由陈毅、陈丕显分别任正副书记,韦一平任党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原苏北特委改称泰兴中心县委,韦一平兼任书记。10月,黄桥决战获胜。南下的八路军、东进的新四军协同作战,部队和根据地迅速发展扩大。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苏北区党委于1941年3月改为苏中区党委,统一领导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整个苏中军区,先后成立了第一、二、三、四地委以及行署、分区,韦一平任三地委书记兼第三军分区政委。当时,正值蒋介石发动第二次-0,顽军李长江部公开投敌,斗争形势急转直下。韦一平带领地委机关人员,不断转换地方,组织群众继续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在斗争中发展党的组织,加强民兵建设,壮大抗日力量。军事上配合三分区主力,动员民兵开展游击战,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1942年12月,韦一平调任一地委书记。他积极贯彻执行上级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废寝忘食地工作,到1943年下半年,工作已见成效,所属各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巩固了,各级党组织逐步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粟裕和陈丕显到一地委视察工作时,对韦一平的领导能力和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赞扬。
  这时,在一地委周围,仍有敌、伪、顽不时地进行骚扰。当新四军一师十八旅调来之后,韦一平代理政治委员;1943年2月兼任政治委员。他与旅长兼分区司令员刘先胜商定,把主力部队地方化,于各县之间穿梭作战,打击敌人,巩固扩大根据地,发展武装力量。后来,日军对北到盐城,南至南通,以及运河以东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和“清乡”。韦一平所在的一地委和分区组织军民奋力抵抗,使敌寇不敢贸然进犯。有段时间,苏中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相继移驻于此。
  1944年夏秋之交,抗战进入战略-阶段。苏北的日伪军惊恐万分,妄图作垂死挣扎,联合国民党孙元良兵团,向苏中根据地疯狂进攻,对三分区则进行“铁壁合围”、“梳篦扫荡”,斗争又紧张起来。12月,苏中区党委即调韦一平重回三地委,仍任书记兼军分区(由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兼)政治委员。
  韦一平回到三地委后,针对敌人刚从北方调来,情况不熟,骑兵多等特点,发动干部、战士和广大民兵大挖“抗日沟”,使敌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三地委的局势稳定之后,他又致力于根据地的建设。
  1945年2月,苏中军区组建教导一旅,韦一平调任旅政委,准备南下闽浙赣。5月间,到达苏浙军区,教导一旅改为第四纵队,谬政国任司令员,韦一平仍任政委。在此期间,他率部参加了天目山反顽战斗,从富春江打到安吉、孝丰,-皆捷,屡立战功。
  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韦一平深知创建根据地,建党、建政和发展工农武装至关重要,而培养干部、舆论宣传、-工作,也不可忽视。他到苏北后,尽管环境艰苦,战斗频繁,还是举办了多期党员训练班,不仅亲自讲授党的知识,还推荐其他领导去讲课。一批批来自上海南京等沦陷区的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参加训练班、进干校,提高了思想觉悟,增长了才干。经过学习的同志,有的被派往地委所属县区担任领导,有的到国民党军队搞-工作。对青年知识分子,韦一平常说:“我是个农民,你们都有文化、有知识,要在斗争中锻炼成长,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他把这些新同志放到基层去,让老同志手把手地教他们打仗,做群众工作。
  艰苦的斗争环境,需要不断地统一干部、群众的思想。在三地委,韦一平亲自筹办了《江潮报》。调一地委工作后,他又把地方办的《湖东报》合并到军分区的《前哨报》,由地委统一领导。他不仅经常过问报纸的编排,还参与评论的撰写,组织、记者到基层参加减租运动和边缘区的军事斗争,以加强报纸的指导性。他还设法弄来一部电台,收抄延安新华社的新闻,及时传播,鼓舞群众抗战信心。
  在我、日、顽三方力量并存的苏北,能否做好-工作,对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韦一平时刻不忘这一点。派往敌人内部去的,必选政治坚强又有能力的干部,不仅交代原则,也教给办法。对于爱国民主人士,充分发挥其作用。他调往一地委后,发现一些有名望的绅士,由于不摸新四军底细,对抗日政权持怀疑态度。高邮县就有一个绅士,下请柬邀地委和分区领导赴宴,以探虚实。韦一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同分区司令员刘先胜,带两名警卫员前往。席间,韦一平畅谈国内外形势,阐明抗战前途,用事实陈述利弊,讲典故晓之以理。还严肃指出:江都高邮、定应地处苏中抗日根据地腹心,唯有跟人民一道抗日,才是出路。他那自信和精辟的分析,使在座的绅士为之折服。他们一再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韦一平这一果断行动,对稳定一分区的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他还尽力做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陈泰运部的工作。当时,李、陈部在日寇和伪军的夹击下,逃至毗邻一分区的几个村镇,并向新四军求援。韦一平立即请示上级,把李、陈部安排到分区驻地附近,并常去看望,与他们交谈,让他们参观根据地建设,使李明扬、陈泰运深受感动,赞扬新四军是“仁义之师”。他们说:“新四军与老百姓似同亲人,怎么不打胜仗呢!”
  韦一平处处以身作则,在平凡的事情上见其高尚。他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对上级的指示,不论有多大困难,总是千方百计地结合实际情况,积极贯彻执行。对于工作的调动,从来都是无条件地服从。他又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从不搞“一言堂”。他不喜欢别人称他“书记”、“政委”,叫他“老韦”最高兴。他对待生活,堪称清贫寡淡。他结婚时穿的一件衬衣,已经是补丁摞补丁,仍舍不得换件新的,一再叮嘱警卫员洗时要轻搓轻揉。他到下面检查工作,不准加菜加汤,平时更不准警卫员私下为他改善生活。他常对身边的同志讲:一个革命者,不论你地位多高,也是人民的公仆,切忌特殊化。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上级指示韦一平率部渡江北撤。
  10月初,韦一平率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机关、中共浙西地委和十支队一部,告别了天目山区的父老乡亲,踏上北撤的征途。15日,部队抵达江阴县杨舍渡口。晚上10时许,韦一平率800余名干部战士,登上中安号客轮,开始横渡长江。起航不久,因客轮连续运载,未及维修,加上超载,出现了左右剧烈晃动的险情。韦一平沉着指挥,减速前进。行至天星港三里处时,突然狂风骤起,浪涛翻滚。继而船底进水,而且越来越猛,终使客轮逐渐下沉。夜幕中,几百人的呼救声,震撼着寥廓江天。虽有停泊附近的渔舟赶来,但人多船小,获救的只有少数几个。会水的凭藉意志,顶风劈浪,游向岸边;也有的爬上烟囱、桅杆求援。当时,韦一平完全有可能在警卫员帮助下免于罹难。然而,他想到的是全船干部战士的安危。他拒绝了警卫员带他泅渡登岸的要求,命令警卫员先走。
  江面上,只有桅杆顶端还在风浪中摆动。韦一平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终因船沉遇难,时年39岁。
  中安轮遇难后,沿江军民呼唤着韦一平的名字,顺江寻找,终于找到了烈士的遗体。人们眼含热泪,把他安葬在扬子江畔。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又将他的遗骨移葬于扬州市平山堂烈士陵园。
  (范执忠张先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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