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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庭修


[公元1912年-1945年]

贾庭修,女,1912年1月10日出生于山东省青州(今益都)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父亲贾星垣(同盟会会员)早年追随孙中山。因参加辛亥革命被通缉;后经商,走实业救国的道路。母亲刘风格,小学教师,为人善良,有激进的民主革命思想,经常订阅妇女杂志,赞成自由、平等、博爱。五卅惨案时,贾星垣夫妇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积极组织工人募捐,支援上海工人运动,并组织本城的工人、商人,不给洋人做事。父母的爱国行为,从小就在贾庭修的心灵中打下了烙印,受到了爱国思想的熏陶。

1926年,贾庭修考取了北平贝满女中。她在校学习刻苦,成绩优良,并经常读一些进步书刊,特别是鲁迅郭沫若冰心等人的作品,使她逐步接受了一些新思想,对旧社会的黑暗有了一些认识。她爱看一些古代侠义小说,崇拜绿林豪杰,赞赏古代那些杀富济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畏-,主持正义的侠义行为,曾幻想将来做一名杀富济贫的侠士英雄。

1929年秋中学毕业后,按照父亲“实业救国”的愿望,贾庭修考上了北平大学工学院纺织系。当时,北平大学在地下党和进步师生的带动下,不断闹-,反对当局腐败-政策,进行-,--。贾庭修在这里结识了杜宁远等一些共产党员,并与学生领袖郑林枫接近。在这些党员和进步学生的帮助和影响下,贾庭修逐渐对共产党及其进步思想有了初步认识,开始从实验室里走出来,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贾庭修积极参加了爱国救亡运动。她曾代表北平妇女会去热河慰劳义勇军,在这些活动中得到了锻炼,对革命思想有了进一步认识。但她还没有放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1933年夏,贾庭修大学毕业后,抱着实业救国的愿望,走出了校门,踏入社会。

当时的社会,并没有在贾庭修面前铺展一条平坦的大道。由同学介绍,她去安徽泗县中学教书。在半年的任教中,她从学校的黑暗,看到了当时社会制度的腐败。同事们终日打牌酗酒,学生参加老师的派别斗争,她不愿沾染这肮脏习气,于是一气之下辞职到了北平。

1934年8月,在母校系主任的帮助下,贾庭修满怀着希望到了太原西北毛织厂,打算在那里大干一场,实现自己的理想。

西北毛织厂是个新建厂,对贾庭修这样的技术人员非常重视,她去后不久就被任命为粗纺部技工(相当现在的工程师)。住在女青年会中(普通民房),接触到了工人,贾庭修对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表现了极大的同情。她亲眼看到厂主为了盈利,不顾工人死活,拼命地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工人一个个日渐黄瘦虚弱。贾庭修感到厂中营业愈好,加工愈多,工人苦难愈重,罚工和开除威胁着每个工人。可是,为了尽职尽责,贾庭修不得不去替厂方督促工人生产。她在自传中写道:“做了厂主压迫工人的工具,我在这种情况下,做了厂方的刽子手,由人道主义出发,而同情工人,反对资方,故愿参加革命,推翻旧制度。”这期间她没找到党,找不到革命的出路。贾庭修痛苦极了,严酷的现实使她走实业救国道路的希望破灭了。

思想上的痛苦,使得贾庭修对工作只能敷衍,终日看书报杂志,无所事事,消磨时光。

1935年冬,红军东渡黄河,逼近太原城。北平-影响了太原,工人、学生兴高采烈,抗日救亡热潮异常高涨。太原地下党成立了一些抗日救亡学术性组织,如“世界语学会”、俱乐部等,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这时,贾庭修出于爱国赤子之心,积极参加了党的 组织——“世界语学会”。在“世界语学会”活动中,结识了不少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如马琰(当时青年团员)及亚马(共产党员)和温玉梅。在她们的帮助和影响下,对党的政策有了一定认识。贾庭修开阔了眼界,积极活动,在俱乐部里教工人识字,宣传抗日救亡爱国思想,在工人中传阅党的刊物《红旗》,对本厂中的进步工人和地下党员的进步活动给予积极支持和掩护。有一次,进步工人刘毓秀,身上带着党的刊物《红旗》,正赶上厂中因丢毛线而被搜查。贾庭修知道情况后,急中生智,马上让刘毓秀佯装拉肚子,从后门去厕所把文件藏好,使刘毓秀安全通过了搜查。

还有一次,刘毓秀的活动被特务发现,准备逮捕她,贾庭修得知后,迅速把消息告诉了刘毓秀,并给了刘一些钱,让刘很快离开厂子,脱离了险境。贾庭修就这样以自己在厂中的地位和身份,保护了革命同志。

贾庭修因地位显要,活动易暴露,她就每天去20里地外的晋华烟厂工人夜校义务上课,教工人识字,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以及党的抗日主张,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

经过这段社会实践,在党的影响下,贾庭修思想进步很快,真正认识到由于旧中国的黑暗,制度的腐败,“实业救国”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国富民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才是惟一出路。她坚定了这一信念,于是抛弃了个人的家庭地位,决心要找到党,走革命的道路。

1936年春,贾庭修和陈舜英一起辞职,去北平找党的组织,由于联系失误,未能接上关系。后经人介绍去河北深县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在任教期间,她们继续通过各方面关系寻找党的组织。

第二年夏天,贾庭修的好友温玉梅,在太原向安志藩(当时任中共北方局秘书)介绍了贾庭修、陈舜英的情况和她俩寻找党组织的迫切心情。安志藩向北方局反映了此事,温玉梅电贾、陈回太原。1937年七七事变前几天,她俩到了太原。北方局领导彭真找她俩谈了话,批准了她俩的入党申请。随后,她俩去石家庄李雪峰处补了入党手续,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入党后,贾庭修在石家庄加入了抗敌后援会,同国民党侯汝庸斗争,9月又去深县领导了学生救亡运动。不久,贾庭修随平汉省委和正太路委,到阳泉参加了工人游击队,从事矿工工作。由于敌情紧急,贾庭修辗转于太原、阳泉、和顺、辽县等地,参加了开辟晋东南的工作,历任和顺县委和辽县县委组织部长、-部长。这段时间虽不长,但她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训练协理员、培养干部,到深入农村组织自卫队、农会,推行合理负担,以及扩军,改造县区政权,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粉碎敌人九路围攻等,她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她热情奔放,情绪高昂,不怕苦、不怕累,工作时间不分白天黑夜,很少休息。

1938年7月,她与郭森等一起从山西出发回冀南。当时,大路都被敌人-,只好走崎岖不平的山路。为了照顾女同志,郭森雇了一头小毛驴让她骑。她看到大家都带着很多东西,负担很重,就让小毛驴驮着东西,继续坚持步行。她边走边鼓励大家说:“过一个山头,少一个山头,山头再多,我们脚不停步,总有尽头。”

到冀南后,贾庭修参加了地联会,不久与李菁玉结婚。8月,贾庭修去南宫任县委书记,是当时冀南的第一个女县委书记。她运用自己在辽县工作的经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不长时间内就把全县党员发展到2500人,普遍建立了农村党支部,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1939年2月,南宫县沦陷之前,贾庭修亲自带领几万名群众拆城墙,挖路沟,改造地形,为日寇占领后开展游击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月,贾庭修去北方局党校学习,改名杜光。在党校里,她通过听朱德杨尚昆傅钟陆定一等人的亲自讲课,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理论知识和党的历史。她在党校一面刻苦学习,一面结合冀南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工作建议,如干部理论学习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要带头,使学习经常化、制度化;对群众的文化、政治、思想教育,要做得更加扎实,不要满足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要重视财经,整顿财经工作,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等等。这些建议对开展和改进冀南工作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1939年年底,贾庭修结束了党校的学习生活回到冀南,任冀南区妇委副书记。她提出为激发妇女抗日热情,必须提高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发动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劳动。

为了改进领导,冀南区党委决定搞实验县,通过抓点带面,进一步推动全区各县的工作。1940年3月,贾庭修作为区党委工作组成员去威县搞实验县,并被任命为威县实验县县委书记。

这时正是讨伐顽军石友三之后,广大群众因遭受石军的严酷摧残,强烈要求对叛军的残余分子予以打击。贾庭修和县委顺应群众的要求,坚决镇压了那些罪恶多端、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反动分子,群情为之大振。接着,她领导县委开展了减租减息和雇工增资斗争,减轻了群众的经济负担,改善了雇工的生活条件,提高了雇工的政治地位。同时又开展了整理土地,清查黑瞒地的斗争,维护了贫农中农的利益。群众的抗日热情非常高涨,纷纷报名参军参战,在很短时间内全县扩大正规军1300人,并建立了13个县、区游击队,加强了武装力量。

1940年上半年,冀南区党委召开了段芦头会议,会议片面强调反“左”,否定以前的工作,这给站在第一线的干部和群众泼了冷水。特别是上级的错误决定,伤害了自己的同志,贾庭修与威县的大多数干部想不通,在会上贾庭修据理相争,坚持真理,为此与自己的爱人李菁玉的关系一度很差,以至闹到要离婚的地步。但贾庭修为了革命,为了工作,为了追求真理,坚持原则,把个人感情置之度外。

1941年,日寇回师华北,实行“治安强化”,军事上实行面的占领,修公路,设据点,频繁“扫荡”,对根据地实行分割“围剿”,企图消灭抗日武装力量。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贾庭修根据上级决定,将游击队全部过渡为正规军,这样使地方武装力量大大削弱,根据地变为游击根据地,困难更加严重。贾庭修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继续组织民兵武装,在很短时间内,重新发展到1400人,800条枪,壮大了地方武装。县委领导任光亚,去贺钊工作时被捕,壮烈牺牲。消息传来,贾庭修悲痛万分,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带人去贺钊据点抢回了任光亚的尸体,予以安葬,并号召全县人为任光亚0。

1942年1月28日,中央颁布土地政策。此时,贾庭修已任冀南妇委书记,她与陈星野、张汉涛去威县马房一带敌占区,就威县社会势力的变化,党的发展和土地问题作了调查,写出了《威县社会势力之分析》、《威县农村阶级之分析》等文章,发表在《平原》上。随后敌人四次实行“治安强化”运动,环境日趋艰苦。为了隐蔽支部,对付敌人的“自首政策”,贾庭修又去南宫县做调查研究工作,并与南宫县委共同研究决定了对汉奸、叛徒、敌特的对策,及整理恢复支部的办法。不久,南宫工作有了转变,重新打开了局面。同时贾庭修根据调查情况写了《南宫县敌人之特务流氓政策》、《土地问题之研究》,发表在《平原》上,对扭转当时的工作局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四二九”以后,环境日益变化,冀南根据地对敌斗争更趋激烈,干部民兵牺牲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同志要求上山保存力量,贾庭修极不赞成。她认为根据地是我们开创的,坚持根据地要靠我们去斗争,困难时脱离群众,对不起父老乡亲。越是困难时期,我们越要与群众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在这种感情支配下,贾庭修一方面深入群众做细致的发动工作,一方面到基层去做调查研究。

9月28日,贾庭修回二地委报告工作之际,路经冀县时夜宿北冯召村,正赶上敌人“扫荡”,不幸被捕,押解冀县城内。

审讯时,日本鬼子用枪打、火烤,使用种种酷刑,逼她交出0、文件,说出党的领导人下落。贾庭修泰然自若,坚持说自己是北内漳一个小学教员,来这里看病的。几次审讯,口供始终如一。敌人从她嘴里得不到什么口供,只好长期把她关在牢里。

1943年11月19日,经组织多方营救,贾庭修终于脱险出狱,回到党的怀抱,结束了狱中一年零三个月的铁窗生活。

出狱后,贾庭修身体虚弱,全身浮肿,行动不便,回家休养了一个月,未等身体康复,就抱病去太行参加了冀南区党委的整风。在整风学习中,她主动向组织交待了狱中生活,接受了党对她在被捕过程中的审查。经组织多方审查确认,贾庭修在狱中坚贞不屈,秉节自励,没有暴露身份和党组织,并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和情操,党组织批准她在狱中一年零三个月的党龄,对她在狱中的表现作了高度评价。

1944年8月,贾庭修再次到党校学习。由于出狱后身体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加上紧张的整风学习,她不久病倒,并在病中写完了自传。她在自传中写到“被捕中组织上对自己那样关心,应尽毕生之力以报党。”她看到整风后同志们都像猛虎一样工作,而自己却躺在病床上,心里感到非常痛苦。

经医生诊断,贾庭修得的是严重的心脏病。当时,组织决定全力医治她的病,但她想到的却是党在战争环境中经济上的困难,应为党节约每一个铜板,以便多造子弹消灭敌人。在她病情危重时,仍坚持少花钱,不吃贵重药,不打针,就连药棉用过后也让护士保存起来,以备下次再用。她这种公而忘私的革命品格深深打动了周围人的心。

丈夫在病床前问她:“怕死不怕死?”她说:“人还能不怕死吗?不过我死是不甘心的,因为还有整风后的抱负没有完成。今病如此,我觉得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我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她就是这样带着未完成革命抱负的遗憾,带着对党对人民的依恋难舍之情,于1945年11月11日下午2时40分辞世,时年33岁。

(冀南烈士陵园)

贾姓名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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