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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波


[公元1913年-1948年,能文亦武双英才]

高波

高波1913~1948),原名高如化,别号连峰,1913年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少时先后在小学和米脂三民二中读书。1930年,投奔参议陕政的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当过勤务员、警卫员、副官。1934年考入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翌年参加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并任班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不久,奔赴延安,被分配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3月高波抗日军政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烽火剧团的高波不几天,便担任剧团团长。

高波性格爽朗,幽默诙谐,他在剧团做思想工作,循循善诱,耐心细致。当年剧团的“小鬼”、女战士李强后来回忆往事说:

有一次,剧团到野战医院去慰问。我到窑洞里向伤员作慰问讲话时,由于紧张,把几句词忘了。慰问结束后,战友们有的去散步,有的去溜冰,只有我一人坐在炕角低着脑袋。高团长进来,开导我说:“咱们这烽火剧团的老底子是红军宣传队,既能打仗,又能搞宣传鼓动。红军的这个光荣传统,可不能丢了。战士们就是咱们的亲兄弟,慰问战士,怎能不高兴,抬不起头来?”我仍然低着脑袋,一声不吭。高团长继续开导我说:“咱们这剧团,写字的,画画的,演戏的,跳舞的,都是文艺战士。你呢?你是什么?”他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就说:“我也是战士。”没想到他却说:“别看你穿着军装,你现在还算不上真正的战士。”我有些不服气,便问他:“我怎么不是?”他见我噘嘴,就说:“既然是战士,你怎么见了战士抬不起头来?”他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不论是拿枪的战士,还是拿乐器的战士,最重要的是看思想是不是武装起来了。思想上武装起来的战士,才是真正的战士,永远是战士,他无论在什么战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坚持战斗。”一弯新月从东方升起,我们踏着积雪,踏着银色的月光,在河边走来走去。高波给我讲了许多红军宣传队的故事。我听着又是兴奋,又是惭愧。这天夜里,我老是睡不着。“拿武器的,拿乐器的,都是战士”这句话,老在我的耳边响起。

高波临危沉着,指挥有方。1940年夏,烽火剧团到陇东一带(甘肃省庆阳宁县、镇原等地)去演出。因为要通过国民党统治区,路上很危险。那时候,国民党顽固派时常跟八路军闹摩擦,进攻我们部队,暗杀我们干部。剧团走到太阳已经偏西时,高波命大家在一个村外停下休息,派人进村了解情况。这时,村里有几个人走过来,探问:“有多少人,多少枪?那个布套子里装的是什么物件?”原来这些人是国民党的保甲长。剧团驻下来不行,往前走更危险,有的人害怕了。高波很沉着,立刻召集分队长紧急会议,稳定大家的情绪,要求大家听从指挥。

集合队伍后,高波在队前严肃地宣布:“现在情况很严重,我们的思想不能解除武装。我们马上要通过村庄,大家要摆出八路军精兵强将的威风来!-手要特别爱护重武器,擦枪时别走火,伤了老百姓。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我指到哪里,大家打到哪里!”乐队同志心领神会,即把用布蒙着的提琴、三弦、二胡、手风琴等乐器扛到肩上,好像那些玩意儿真有几十斤重,不是机关枪,就是掷弹筒。有人正担心大鼓、小鼓没有蒙布套,暴露剧团的相,忽然听见高波说:“军乐队打头,齐步走!”于是携带大鼓、小鼓的同志走到队前头,敲起洋鼓,吹起洋号,威武地穿过村子。剧团没有枪,但那些保甲长们看到这个阵容,就没能敢动手。

陇东高原,放眼眺望,多是光山秃岭和支离破碎的沟沟峁峁。通过那一条条大深沟,比翻越大山还费劲儿。剧团到了目的地,大家已累得大汗淋漓,呼哧呼哧地喘气。进村前,高波停下来说:“咱们得学红军宣传队。长征期间,他们跟战士一样行军,战士累了休息,他们还要搭起宣传鼓动棚,鼓舞大家的士气。咱们总不能像打败仗的样子去见战士。”于是,大家重新整理绑腿,整理军容风纪,像每次到宿营地那样,奏着军乐,踏着齐步进村去。

高波聪敏好学,多才多艺。他常对剧团同志们说:“部队宣传队要精干,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大家都要一专多能才行”。他也这样要求自己。每当深夜,同志们都休息了,他跑到远处山头上,刻苦练习乐器。每当同志们听到悠扬的琴声,都知道这准是高团长练基本功。每次演出,他什么戏都唱,什么角色都演;乐队缺人时,他上乐队;台上缺人时,他去跑龙套,啥都张罗。他在《塞上风云》、《国家至上》戏中演主角,秦腔《三回头》中唱须生,在京剧《空城计》中扮诸葛亮,在《群英会》中饰鲁肃。他不仅会唱京戏,又会唱秦腔,,还会唱碗碗腔、山西梆子和河南梆子。高波常说:“咱们部队宣传队,跟地方剧团不一样:地方剧团搞一种地方戏,能够适合当地群众看就行了;部队战士,江西的,湖南的,福建的,山西的……哪儿的人都有,他们正在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我们要想办法,使所有的战士都喜欢看我们的演出。再说,根据地很多群众不识字,无文化,也要看戏、唱歌、听音乐,我们要通过创作、演出,使他们振奋起来,推动他们团结进步。”

高波自从搞文艺工作那天起,就很注意探索部队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他常在窑洞里昏黄如豆的油灯下,戴着近千度的近视眼镜搞创作。并自编自导,大胆试验,运用传统形式和民间形式反映新内容,宣传抗战,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他和别人合作,用京剧形式写的《平型关大战》,表现了八路军的英勇善战;《大锯缸》表现了游击队员的机智勇敢。他还用快板形式,写了《花子拾金》,用双簧形式写了《小精怪》,成为每次晚会都演的保留节目;用流行的中国小歌舞《小放牛》形式(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角为牧童,女角为乡村小姑娘,以互相对答的方式表现剧的内容),宣传抗日,一时颇为流行,唱遍了陕甘宁边区。此外,还有秦腔、形式,写了不少反映军民抗战的戏。旧的形式,经过他和同志们的再创作,有了新的内容,新鲜活泼,富有感染力,许多连队俱乐部都排演。

短短的几年,高波率领烽火剧团30余人,背着行李,挑着幕布道具,过沟壑,越峁梁,几乎跑遍了陕甘宁边区,给部队和群众带去了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留守兵团烽火剧团已成为具有强烈战斗性,为部队喜爱的文艺团体。

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时,高波被调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备第三旅政治部,任-科科长。不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社会部部长、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康生,在审查干部中,搞“抢救失足者”运动。这股风刮到部队,高波被调到“整风训练班”接受审查。几个昼夜的逼供信“车轮战”,弄得他心力交瘁。但他凭着对党的忠诚,坚信事实终究会弄清楚。他像普通战士那样,每天打水扫地,出公差勤务。他还利用自己的特长,组织训练班学员唱歌、演戏。当有的同志郁闷不乐时,他就出个“洋相”,逗乐子。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琴声、歌声和笑声。大家也亲切地称他是“我们的活宝”。不久,毛泽东发现了审干运动中的扩大化错误,很快加以纠正。

1943年,高波参加了延安军民大生产运动。他曾背粪筐拾过粪,穿草鞋上山砍柴。开荒种地时,他两手打满血泡,也不肯停歇。

1945年12月,高波受党的派遣,到驻定边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十一旅(由同年10月起义的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改称)第一团任政治委员,担负改造旧军队的光荣任务。

这个团的军官士兵,成分复杂。起义军官、团长赵极三是个兵痞,思想反动,见风使舵,惯于投机。高波到任后,深入士兵中了解情况,分析各级官兵的思想动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同时,也作了应变的思想准备。

1947年春,陕北长城脚下,依然寒风凛冽。3月中旬,胡宗南部突袭延安,甘肃军阀马鸿逵也乘机进犯三边(定边、安边、靖边)解放区。赵极三认为时机已到,背着高波等共产党员,纠集心腹图谋反叛。一天,赵极三以处理一个叛变的排长为由,在定边召集高波和副团长张承式等领导干部开会。当会议正在进行时,赵极三使个眼色,埋伏在窑洞外的一伙人持枪闯进来。高波见状,欲拔枪-,但已来不及了。赵极三将高波等人-,拖在马后,送到银川马鸿逵处。

马鸿逵听说高波是 的团政委,便亲自出来劝降。他拿出纸烟,对高波说:“请抽一支香烟吧!”高波不卑不亢:“纸烟,我倒是抽的,但不抽美国造的,只抽‘边区烟’”。马鸿逵有些尴尬,但不肯罢休,引诱道:“像你这样有文化、有才能的人,在共党那里只混了个团政委。你到我们这里做事,我保你官还可以更大点,老婆孩子也可以接到银川来一起享福……”高波未等对方讲完,立即回敬道:“少讲废话,你马鸿逵想在我身上打主意,是枉费心机。我们共产党人决不为个人升官发财,是要所有受苦受难的人都能过好日子。我高波的老婆孩子,用不着你操心!”马鸿逵仍不死心,逼问道:“那么,你告诉我,你们的武器弹药放在什么地方?”高波冷冷地回答:“可笑,有人自愿投降你们,何必来问我?实话告诉你,你什么也别想从我这儿得到。从长远看,倒是你马鸿逵应该悬崖勒马,赶快回到人民这边来,才是出路。我们共产党一定会胜利的!”马鸿逵悻悻而退,自惭形秽地对部下说:“共党的一个团政委,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竟如此坚决,不仅不怕死,有胆量,而且有学问,口才好,我们的军官有几个是这样的?全是些0!”

高波和同狱的难友们决定,共同行动,-三天,以示同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监狱看守在这种正气感召下,曾偷偷送些食品,茶水、纸烟等,但都被拒绝了。高波对难友们说:“共产党人从来是不怕牺牲的,共产党人的辞典里从来也不会有‘ ’两字的。我-并不是要 ,相反地正是给自己做一个考验,准备通过斗争活下去,同这些野兽搏斗一场!”

1947年5月,高波等人被押往兰州西北行辕俘虏收容所,后编入青年训导大队第二中队。在这里,斗争环境更恶劣了,高波的革命信念没有变,乐观精神没有减。据当年任新编第十一旅旅长的曹又参说:在兰州,敌新闻处派来六七个所谓“科长”,企图劝说他变节,经过四个多钟头的激辩,愚蠢的敌人准备了不知多少天的谬论,被他驳斥得哑口无言,他还把这些家伙教训了一番。回到狱中,他欣然对同志们说:“今天大快人心,给奴才们上了一课,教训了一顿,但可惜白费力气,又犯了对牛弹琴的错误。”

高波和狱中同志建立了秘密的中共党支部,他任支部书记兼一个小组组长。他们着重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宣传我党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揭露敌人的野蛮残暴;二、反对打骂,争取-,要求改善生活;三、监视、抨击敌特和叛徒的言行;四、拖延时间,争取生存,等待解放。一天,监狱里关进一个姓张的人。高波发觉此人来得蹊跷,遂暗示同志们提高警惕。不久,果然发现此人是个奸细。大家群起而攻之,不几天就把他轰走了。不久,又来了叛徒,名叫王谨愿,原是我党干部,变节后企图引诱高波降敌,悄悄地说:“你办个手续,就可以出狱。”高波横眉怒斥:“叛徒,可耻!快滚开,不然,我就揍死你!王谨愿灰溜溜地滚蛋了。

高波在兰州监狱关了一年多,敌人用尽了折磨手段。他的眼镜被打碎了,遍体鳞伤,仍坚贞不屈。他知道敌人不会放过自己的。一天夜里,他乘上厕所机会,悄悄唤醒难友苏杰,嘱咐道:假如你能出狱,设法把这双袜子交给我爱人成波(当时在延安)留作纪念,希望她努力工作,要把女儿莉莉照顾好。不要难过,不要担心,革命就是斗争,斗争就难免会有牺牲。他在转押之前,写了一首诗,意在勉励难友坚定革命意志,也表现了他凛然正气:

本为民除害,

哪怕狼与狗!

身既陷囹圄,

当歌汉苏武

江南岸的镇江金山寺,三面环水,庙宇依山势而建,素以参禅悟道和规模宏大的水陆法会著称于世。但到1948年时,这里却成了人间地狱。1948年5月,高波被押解到金山寺国民-防部训导所一中队。所里要他穿国民党士兵服,他坚决不穿,仍穿破烂的八路军服;所里要他写自传,他拒绝写只字片语;训导主任主持的“辩论会”,“演讲会”失败后,将高波禁闭起来,强迫他读反动书籍,高波将那些书一页页撕开,当了手纸。

不久,高波等30多位同志被编入“顽固分子队”,严密看管。高波对狱中同志讲:“我们这个队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我们要设法跑出去,能出去一个,就给革命增添一份力量。”难友李魁越狱时,高波等人一齐呐喊,为其掩护,搞得敌人顾此失彼,混乱中又有几人跳水逃离虎口。敌人给高波加上了“越狱-”的罪行,押送到南京宁海路19号国民-防部保密局(原军统局)看守所。

1948年10月,人民解放军将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大决战。敌人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更频繁,更残酷。高波对难友们说:“我的死是难免的。我从参加党那天起,就把这一百多斤交给革命了。你们一定要坚持斗争,争取出狱,参加推翻蒋家王朝的斗争。一个崭新的中国一定会出现……”

几天后,高波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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