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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恒光


[公元1925年-1949年]

毕恒光,1925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路南彝族自治县鹿阜镇上蒲草村一个贫苦的彝族撒尼人家庭。从小勤奋好学,很得全村撒尼人的喜爱,大家都希望他多读几年书,将来干出一番事业,为撒尼人争光。父亲为了实现这个愿望,1941年,忍痛把本来少得可怜的稻田卖了一块,让他到路南中学读书。

路南中学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一些共产党员在这里进行了长期的秘密工作。革命传统的熏陶,对毕恒光的生活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毕恒光的班主任老师侯澄,是东北-到昆明就读云南大学的学生,后由党组织疏散到路南中学,以教师身份做俺护,开展革命工作。侯澄发现毕恒光不仅勤奋好学又是少数民族,而且出身贫苦,对他很重视培养教育,经常用共产主义人生观启发他,提高他的思想觉悟。

1944年秋天,毕恒光在侯澄等人的帮助下于同年9月考取西南中山中学,在进步青年的帮助启发下,毕恒光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年底经侯澄介绍参加了“云南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1945年11月25日,联大、云大等四所大学的学生在联大新校舍草坪举行“反内战大会”,中山中学当局为了阻止学生参加反内战大会,威胁说谁去参加谁就是共产党。毕恒光没有被吓倒,而是秘密约了30多人到联大去参加了反内战大会。反内战大会遭到特务破坏,联大、云大等校宣布-以后,毕恒光和赵春和等民青成员以土木科为突破口,实现了中山中学的全校-。在“一二一”运动中,全市大中学校成立昆明学生联合会,毕恒光被选为中山中学参加 的代表,在整个斗争中一直表现很好。

1945年12月,经李晓介绍,毕恒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在中山中学发展他最信得过的同学赵春和为党员,以后又陆续发展了一些党员和盟员。到1948年,中山中学已有党员12人,盟员70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山中学变成了昆明-的主力学校之一,毕恒光在中山中学真正发挥了种子的作用。

1946年秋,毕恒光被党组织任命为中共路南县负责人。他以教师身份在维则简易师范任数学教员,并代表中共云南省工委负责人侯方岳,向泸西赵国徽、弥勒姜必德传达中共云南省工委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同时开展-工作,为建立圭山革命武装做准备工作。毕恒光白天在校上课,晚上或假日外出宣传发动组织群众。以上蒲草、维则、海邑为中心,逐步深入到泸西旧城、弥勒花口、路南跃宝山、五棵树、路美邑等彝族较多地区去做工作,每晚都要走50多公里的路。毕恒光常常是星期六晚饭后离校,星期天夜里回校,有时夜里赶路,星期一早上才回到学校,舀盆冷水冲冲头就去上课。

1947年6月间,宣威、陆良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为加强盘江南岸的工作,上级党委又派了一些同志到路南协助毕恒光做好工作,毕恒光非常高兴,对革命胜利充满了信心,积极主动做好圭山乡乡长李凤林和滇军回乡营长金德有的工作,先后建立了普拉河、磨山、海邑、跃宝山、矣维哨等工作据点,整个路南不到一年时间就成了星罗棋布的武装工作点和通讯联络网,到年底路南全县的地下武装有了300多人。

1948年2月,中共云南省工委把路南绝大多数革命力量和弥勒西山及滇南调来的同志整编成一支革命武装,转战到南盘江南岩。毕恒光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留在圭山区坚持斗争。

部队走后,国民党组织一个“剿匪大队”到处搜捕革命同志。他们已经侦察到毕恒光仍留在圭山,曾几次在深夜突然袭击上蒲草村,搜捕毕恒光。几次突袭都扑空,他们便在各村张贴布告,悬赏搜捕。

1948年5月,在攻打邱北的战斗中,杨福安、赵万春和蒋海清受伤被送回圭山,隐蔽在普拉河背后的山洞里。毕恒光和他们取得联系后,把他们作为第二批建立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8月初,他得到新兵大队托人带来的一个条子说:“弟兄们,快来救我们,我们要走了”。这批新兵,绝大部分是贫苦撒尼农民,他想,能把他们拖出来,就可以增加100多人和枪。8月12日是个漆黑的夜晚,按照事先约定的做法,毕恒光和几个同志在紫玉山放了两枪,没有动静。他说:“我摸进去,看看发生什么变化”。同志们劝他不要进去,他坚决要去。新兵大队驻扎在杨家祠堂,他还没有进城,就被几个事先埋伏的国民党员围住。

敌人抓到毕恒光,如获至宝,想从他口里得到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他们给他上过电刑,踩过杠子,仍然什么都得不到,后来就把他的耳朵用大钉子钉在大板壁上。

不久,毕恒光被押送到昆明警备总部看守所,后来,中山中学党组织负责人之一陈荣昆也因特务学生的出卖被抓进看守所,他和毕恒光关在一个牢房。毕恒光告诉他:敌人对他很注意,想从他身上找到游击队和昆明的联系。进而破坏云南地下党组织。毕恒光还告诉他:有个特务冒充犯人和他们关在一起,想得到法庭审讯得不到的东西,他必须随时提高警惕。

经过多次审讯,敌人还是一无所获。便于1949年1月把他用汽车押到虹山杀害。

七个月之后,陈荣昆交给毕恒光的妻子赵国芳一封折叠成手指大的信,这是他被捕后给妻子写的惟一的一封信。

信中说:“我活着出来见你的可能性已经非常渺茫了。我才25岁,这么年轻就结束了生命,未免太短促了。但我一点不后悔。回顾20多年来我走过的历程,我是满意的。我已经毫无保留地把我的一切都贡献给革命,直至贡献我的生命。我深深地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完成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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