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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衡


[公元1881年-1955年]
马衡
  马衡(1881~1955),浙江鄞县人,字叔平,别署无咎、凡将斋。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早年入读南洋公学(现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曾学习经史、金石诸学。精于汉魏石经,注重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中国金石学家,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南洋公学肄业。 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 1952 年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过燕下都遗址的发掘,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被誉为中国近-古学的前驱。
  他毕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上承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传统,又注重对文物发掘考古的现场考察,主持过燕下都遗址的发掘,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遂使其学术水平领先于时代,被誉为 “ 中国近-古学的前驱 ” 。主要著作有《中国金石学概要》、《凡将斋金石丛稿》等。
  马衡先生一生致力于金石考古研究,锲而不舍,许多研究结论至今被国内外金石考古学界视为定识,声誉久享。在书法、治印方面亦有所长,翰墨,篆、隶、行、草皆能,作品具商周金文遗韵,书风古雅,自然天成,将笔墨与篆刻相结合,深得碑刻之法度,形成个人书法之独特风格,在四海之内享有盛名。西泠印社草创时期,他已列名社籍,时年三十岁。编有《汉石经集存》、《凡将斋印存》等,著《凡将斋金石论丛》等。马衡先生以他卓越的学术和艺术成就,受到当时艺林学子的普遍敬重。因此,虽然远在北京工作,但众望所归。
  1927年,吴昌硕先生逝世后,被推选为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遥领社职”,对抗战胜利后西泠印社活动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马衡先生在1952年将自己收藏的大量甲骨、碑帖等文物捐献故宫博物院。他去世后,其家属又遵嘱将家藏金石拓本九千余件悉数捐给故宫博物院
  叔平先生以精究金石六书,长於篆法,故余事治印,整饬渊雅,直追周秦两汉,深於法度,继吴昌硕後被推为西泠印社社长。一九四四年尝为《说文月刊》第四卷撰《谈刻印》一文,文长九千余字,无从古代玺印之名称、形制、钮式、文字与章法、材质与刻铸、阴阳文之别、施用之方法等七方面详加介绍,以明发展之迹,继举治印宜予临写之金石拓本、参考之书,与古玺印谱,俾便研习。
  文中於书法与刀法关系有所申述,曾云:『近数十年来,刻印家往往只讲刀法。能知用刀,即自以为尽刻印之能事。不知印之所以为印,重在印文。一印之中,少或二三字,多或十余字,字体之抉择,行款之分配,章法之布置,在未写出以前,先得成竹於胸中,然後落墨奏刀,乃不失为理想中之印。』“盖刀法者,所以传其所书之文,使其神采不失。”“若徒逞刀法,不讲书法,其不自知者,非陋即妄。知而故作狡猞者,是为欺人也。”对刀法与篆法之轻重,文中论之云:“刀法为一种技术,今谓之手艺。习之数月,可臻娴熟。研究篆体,学习篆书,则关於学术,古请之小学,今谓之文字学,穷年累月,不能尽其奥藏,其难易岂可以同日语哉?”又曰:“刻印家欲知印之源流沿革,形式、文字之变迁,应先研究古印,自属当然之事。即以文字源流而言,不但古印应研究,即一切金石文字,也在研究之列。故金石家不必为刻印家,而刻印家必出於金石家,此所以刻印家往往被称为金石家也。”
  类此诸论,皆示人以正轨,与时俗之谈印艺者有霄壤之判。对《说文》所无之字,叔平先生不主张滥用假借,以为《说文》未收之字,见於汉印者正复不少。盖‘摹印'‘缪篆’,本自为体,其体在篆隶之间。隶书所有之字,皆可入印”。对人名印,主张气皆应名从主人,依隶楷所从偏旁,而以缪篆之体写之。但以之写作小篆或古文,终嫌未安。”治印者遵此篆之,不妄不拘矣。
  叔平先生生前曾有《凡将斋印存》之辑;殁後,其子太龙收集零存,又成《锐庐印稿》,後者多抗战时入蜀之作。—九—二年,丁仁《咏西泠印社同人诗》(集《论印绝句》)中有一首咏及叔平先生,诗云:“画品书评一舫多(倪印元),封泥署纸尽摩挲(沈心)。珍藏谁似西园癖(杨复吉),赖有当年马伏波(陈鲈)。”叔平先生富收藏,故句多及之。马伏波即东汉之马援,颇知印,曾有正郡国印章之议,以之此拟,可谓吻合无间矣。其子太龙,亦擅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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