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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毅


[][公元216年-285年]

刘毅(216—285),字促雄,西晋东莱掖(今山东掖县)人。刘毅年轻时便知砥砺名节,立志做一个超凡拔俗的清官。在那个“口不藏否人物”的年代,他却十分热衷品评人物,且多为他所言中。因为他不避权贵,敢于大胆指斥

朝政,以致“王公贵人望风惮之”。可见自古以来不法的贵戚权臣就怕社会舆论的指责。刘毅寓居平阳时,太守杜恕慕其声名,请他出任功曹,除掌郡府人事外,并得与闻一郡政务。刘毅上任后,大刀阔斧地淘沉汰劣,没有多时,被他除名的庸官冗官就有一百多人。刘毅因此名声大作,时人都说:“但闻刘功曹,不闻杜府君。”他的声望已在太守之上了。刘毅锐意整饬吏治,并且卓有成效,深得曹魏集团的嘉许。不久,刘毅即被推为本郡“孝廉”,入朝担任司隶都官司从事。这是司隶校尉属下一个较低级的监察官,负责监察京畿地区的官员。刘毅虽然位卑职低,但因他敢于向权贵作斗争,而且持正不挠,接连劾罢一批-污吏,竟然也使“京邑肃然”。人们都以刘毅为能,而他却不满足,竟要上疏弹劾河南尹这样的大官僚!他的顶头上司司隶校尉是个老于世故的人,他不允许刘毅“胡来”。他把监察官比作“攫兽之犬”,把门阀权贵比作“鼷鼠”,说:“攫兽之犬,鼷鼠蹈其背。”意谓这些权贵都有后台支持,你还要弹劾别人,还是防着别人在背后打你的主意吧!刘毅不领他的“好意”,忿忿地说:“既然敢抓野兽,就能杀鼠,何损于犬!”竟拂袖而去。

刘毅辞去了他所热衷的监察官,回家闲住,他的同乡王基闻知,为他感到不平。于是他极力向公府推举刘毅,称他“方正亮直,介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说他往日在平阳为郡守股肱,办事一丝不苟,只是未遇知己,才能无以自呈。王基在朝廷是个很有影响的人,一经他的品题,许多人都向刘毅发出邀请,太常郑袤举荐他为博士,晋王司马昭欲任以相国掾,刘毅都假托有病推辞了。这时,有一些嫉贤妒能的宵小在司马昭面前进谗,说刘毅不肯入朝为官,是忠于曹魏的缘故。司马昭恨其观望,遂欲授之以要职,刘毅闻知,只得应命入朝。

秦始元年(265年),司马昭死后数月,其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了晋朝,是为晋武帝。刘毅先后在朝廷担任尚书郎、附马都尉、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等职。期间,刘毅的正直为人给司马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命其掌谏言,负责封驳事宜。咸宁初年,刘毅被拜授司隶校尉,回到他梦寐以求的监察岗位。

在西晋王朝,握有重权的士族们,于治国用兵一窍不能,却都工于谋私,他们“于公则政事紊乱,于乱则污秽狼藉”,许多官吏“求纳受贿,不知纪极,生官死赠,非货不行”。为官贪赃受贿已经司空见惯了。刘毅上任之后,纠劾豪右,严惩贪黩,重新又使“京师肃然”。那起不法赃官,下起县令,上至太守,都望风投印绶而逃。他们心里都明白,要是落到刘毅手中,怕连性命也保不住,就是皇帝也救不了他们!刘毅惩治-的手段之狠也足可想见了。

然而,一个朝代吏治的好坏,与最高统治集团尤其是皇帝的表率作用密切相关。靠宫廷政变起家的晋武帝司马炎,没有经受过农民起义的教训,所以他的统治更是极其腐朽。他贪财好利,甚至靠卖官司鬻爵获取钱财,他的荒淫奢侈更是出了名的。他称帝不久,就派人到全国各地强征美女入宫,供他淫乐,连公卿大臣家的女子也不能幸免,许多女子为逃避司马炎的强征,只有“败衣瘁貌以避之”。司马炎平定了孙吴后,又将吴主孙皓宫中的五千嫔妃纳入自己的后宫,致使他的宫女多达万人。一次,司马炎去南郊赏游,兴致之时,他要刘毅将他与汉代的皇帝作个比较。刘毅直言相告:“陛下可与汉朝两个最昏庸无能的桓帝、灵帝比个高低。”司马炎很不服气,说:“朕虽然德不如古人,但是还能克己为政,又平定了吴国,统一了天下,卿将朕比之于桓、灵二帝,不是太过分了吗?”刘毅回答说:“汉朝的桓、灵二帝也曾做过卖官的交易,但这项不义的收入还都进了国库;而陛下卖官,收入都饱了自己的私囊,仅凭这一条,陛下就连桓、灵二帝也不如!”

刘毅非常清楚,武帝的荒诞,同他身边的那批佞臣也是分不开的。为此,他多次同这帮靠诌媚取宠的佞臣展开斗争。一次,有人禀报后宫的井0现了一条龙,司马炎闻之大喜,还亲往视之。佞臣们见他这么高兴,都要求举行朝贺,欢庆这个吉祥之兆。刘毅听说后十分气愤,他当即上表说:“相传春秋之际,龙降郑国时门之外,子产不为庆贺;龙降百夏庭时,口中流沫,到了周幽王时果然祸衅发生了。所以《易经》里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臣考据古代典藉,从来没有庆贺龙出现的规矩!”在刘毅的坚决斗争下,司马炎不得不下诏答复:“庆贺之事,还是依照旧典办理。”这时,以刘汉为代表的一批专事奉承拍马的佞臣却按奈不住了,他们群起向刘毅进攻,说刘毅疏表中竟然举了一个衰世妖异的例子,以怀疑今天盛世的吉祥,必须将他送到司推问!刘毅面对这帮穷凶极恶的党徒,毫无惧色,他又上 书说:“现在朝中有一批阿臣群党,以奸事君,当杀而没杀,才形成了今天这个局面。”刘毅同他们针锋相对,终于挫败了刘汉等人的气焰。

刘毅并不满足在朝廷上摧折奸党,他一直在探寻吏治腐败,朝政日乱的根源。司马氏集团为了换取士族的支持,从各方面满足他们的特权需要,在经济上实行“占田荫客制”,即按官品的高低分配田地,而且不用交纳赋税,以保全他们的经济利益;在政治上,则实行“九品中正制”,使高门望族和他们的子弟源源不断地进入政界,把持朝政,而有才学的士人则被拒之门外。那时朝中的大臣皆为了门阀士族,皇室司马氏就不用说了,大臣何曾为魏太仆何夔之子,羊枯为蔡邕的外孙,杜预杜恕之子,卫瑾为魏尚书卫凯之子,贾充为魏名臣贾逵之子,王浑为魏司徒王昶之子,荀勖为汉司空荀爽曾孙,荀(岂+页)为魏太尉荀或之子……。“九品中正制”的施行,成为世家大族子弟享有高官厚禄的捷径。当时著名的诗人左思曾在一篇《咏史》诗里说:“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就是当时官场的真实写照。这一腐朽的制度,产生了种种弊端。如王戎,就是一个当官不干事的典型。他投靠司马氏集团后,被委以司徒的重任,位居三公之首,可是他却从不问政事,常骑着小马,从边门而出,优游林泉,见者不知其为三公。“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归晋入仕后,事事“随帝意所欲为先”,处处替自己打算。时人孙绰很鄙视他,说:“山涛吾所不解,吏非吏,隐非陷。”由这些人掌握朝政,政治的昏暗也就可想而知了。

刘毅洞察“九品中正制”的痼弊,他对这种扼杀贤才的用人制度,进行了最严厉的评击。他上疏申斥“九品中正制”的八条罪状,其一曰:“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百布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最后,他指出“九品中正制”“毁风败俗,无益于化,古今之失,莫大于此。”要求“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司马炎闻奏,虽“优诏答之”,但由于事关门阀士族的切身利益,刘毅的建议“竟不施行”。

刘毅虽然未能纠正这一时弊,但他奏疏中的观点却已深入人心,为识者所赞同,直到三百年后的隋朝,“九品中正制”终于被科举制度所替代。

在司马炎统治时期,皇帝骄奢淫逸,满朝文武也竞相豪奢。丞相何曾仅一天的饭菜就要花去万钱,还说“无下箸处。”他的儿子何劭更有甚之,“日食二万钱”。司马炎的女婿王济以“性豪侈,丽服玉食”而著称,他吃饭时,美味佳肴都得用精制的玻璃器皿盛放。一次,司马炎去他家吃饭,因见清蒸的河豚味道很美,问他如何制作,王济告诉他是“以人乳蒸之”,连司马炎听了也不平,“食未毕而去”。至于大富豪石崇就更不用说了,他与贵戚王恺斗富,以蜡代薪,作锦步障五十里,王恺虽然得到司马炎的支持,仍不能适度。可是处在这样一个龌龊世界里,刘毅却“出污泥而不染”,尤以“清贫”见称。以至司马炎都看不过去,经常赐钱接济他,每天派使者送米肉来。。正因为刘毅为官清廉,他才能“言议切直,无所曲挠,为朝野之所式瞻”。刘毅对自己的家人也管束得很严,他的妻子儿女有过错时,他从不宽宥,立即付之刑杖,时人都佩服他的公正廉明。但是因为刘毅性格峭直,执法不挠,他得罪了许多王公贵族,卒未能出任公辅。他去世后,连司马炎也抚几长叹:“朕失去一位名臣,可惜他生不能为三公!”其实,刘毅一生与权贵作斗争,失去的又何止是个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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