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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崇瑞


[公元1891年-1983年]

   杨崇瑞(1891.9.6―1983.7.20),女,字雪丰,河北三河市燕郊镇兴都村人,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教育家,我国近代妇幼卫生事业的创始人,助产教育的开拓者。解放前曾任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妇幼卫生组副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妇幼卫生局第一任局长(后改为妇幼卫生司)、妇幼卫生司顾问。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社员。
  杨崇瑞出身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杨云阶16岁中秀才,18岁中举人,轰动乡邻,有“少年才子”之称。杨崇瑞天资聪慧,受家庭的熏陶,勤奋好学,4岁开始读书认字。哥哥长她6岁,在洋学堂读书,比较开化,对她影响很大。她8岁时对家长提出要求:上学、放足(她放足时间比清政府于1902年颁布禁止缠足早3年),解除6岁时家庭包办的婚约,得到了父亲的支持,满足了她的全部要求。她先在通县富育小学读书,13岁到北京贝满书院(今北京市贝满中学前身)读书,15岁小学毕业,当年升入中学。19岁中学毕业后,考入协和大学理化科(即医学预科),1912年毕业获理科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协和医学院,5年苦读,于1917年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杨崇瑞出生在国家灾难深重的清朝末年。9岁那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仓惶出逃,生灵涂炭,人民惨遭蹂躏。这一切,深深印在杨崇瑞童年的脑海里。从那时起,她就立下了为人类造福,为国分忧的宏伟志向。
  毕业后,杨崇瑞博士选择了条件最为艰苦的山东德州博氏医院,做的是普通科。这年正值黄河发大水,地处黄河下游的山东灾情深重。政府组建了中华民国督办京畿水灾事宜处,负责救济抚恤灾区难民事宜。杨崇瑞积极参加灾后救助工作,和许多灾民一样,住在临时搭建的窝棚里,白天暑气熏蒸,夜里蚊虫叮咬,身上生满虱子。但她毫不在乎,能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献出一份力量,她感到十分愉快。
  1920年底,杨崇瑞到天津南关下头妇婴院工作。妇婴医疗工作的实践使杨崇瑞感到,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要完成好服务,必须进一步学习,提高医疗水平。所以杨崇瑞博士在1921年末又回到北京,入协和医学院进修。进修后,在妇产科做了六个月的实习研究,被聘为妇产科专任工程师。在这之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她都在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杨崇瑞博士除每天全身心投入工作外,每星期还腾出半天工夫在灯市口一家诊疗所做有关孕妇产前检查及治疗工作。以后又多挤出半天时间,到齐化门外的孕产妇专科做产前门诊及一般的医疗工作,少休息甚至不休息,表现了她一心为病人的崇高精神。
  灯市口和齐化门的两处门诊所,是一位叫兰安生的英国博士开设的。兰安生博士每天除接待门诊,更多的是进行公共卫生的宣传。但是言者谆谆,从者藐藐,没有引起国人的重视和注意。直到1923年,协和校园里天花流行,兰博士的公共卫生宣传才开始被人注意。有两件事也给兰博士的宣传做了有力的佐证,一件是齐化门外一个产妇临产数日,因为子宫破裂,抬到医院已成不治;另一件是1924年,一个三河县乡民写信给协和医院外科说:“你们外科治得好,如使生产安全,孩子不死,该吃什么药?”外科方面认为这是属于公共卫生科的工作,便把信转给兰安生。兰安生觉得这与妇产科有关,便与妇产科商量,组织了―个调查团,深入冀东三河县和遵化县农村调查研究婴儿“四六风”,杨崇瑞自告奋勇报名参加。这次调查使她感到触目惊心,面对旧中国妇幼死亡率较高的严酷现实和疾病流行、环境低劣、妇幼卫生条件极差三大问题,杨崇瑞心情沉重,感到公共卫生事业是关系中华民族兴衰的重大问题,改变社会卫生状况特别是搞好妇幼卫生事业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她下定决心,要做这项事业的开拓者。
  1925年6月,杨崇瑞获得赴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进修的奖学金,这次进修专门研究一年妇产科。学校在9月初开学,兰安生找杨崇瑞商量,在开学前先到加拿大参观考察公共卫生和妇产科。她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利用开学前两个月时间到加拿大考察公共卫生和妇产科情况。1926年8月,杨崇瑞在霍布金斯大学毕业,被国际妇产科专家权威威廉教授视为她最好的两名学生之一,且又获奖学金。她便利用半年时间参观美国东北部及英国德国法国、丹麦、奥地利等国家的公共卫生和助产教育。通过参观和考察,使她的事业出现了―个新的重大的转折点。从此,她选择了一条比医疗机关更能够有效保障民族健康的捷径,就是发展公共卫生事业。
  杨崇瑞927年回国后,辞去了待遇丰厚的妇产科工程师工作,转而做公共卫生科讲师兼第一卫生事务所保健科主任。在这期间,针对当时社会现实,结合她学习和考察的实践,撰写了《我国助产教育》的论文,于1928年春在中华医学院举行的第七次年会上宣读了这篇论文。该文详细阐述了助产教育的重要性,对建立助产学校的设施、课程设置以及实习等进行了详加论证:在课目方面分二年班、六个月和两个月速成班。二年班侧重提高质量;六个月及两个月的速成班,旨在普及,着重数量。关于实习方法,特别强调助产学校应有自己的产院,方便学生实习。这篇论文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赞同,并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受到医学界的重视和赞赏。这是她首次把国民健康的希望放到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上。
  杨崇瑞博士十分关心妇婴的安危。在协和医院妇产科和第一卫生事务所遇到大量的婴儿“四六风”和妇女的产褥热病例使她忧心忡忡,这两种病直接导致中国人口高死亡率。消灭“四六风”和产褥热,首要的问题是实行和推广新法接生。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农村旧式产婆接生,不知使多少婴儿夭折,不知有多少妇女因产褥热而丧失生命。当时的社会,由于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科学技术又极端落后,妇女视生孩子为畏途,临产时往往求助于土法接生的接生婆。在人们的心中,妇女生产是一项见不得人的秘密行动,把产妇胎儿的生死付诸天命。在这样愚昧无知的社会背景下,杨崇瑞博士深知我国的妇幼卫生事业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有一个废旧立新的艰苦过程。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她没有提倡废除旧式产婆,而是采取教育“转化”方式,即一方面认真培养新的助产士,另一方面开办训练班,帮助旧式产婆掌握清洁消毒、科学接生等知识。采取这样双管齐下的方法,来自旧式产婆的阻力减小了,新式助产士也比较顺利地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妇女的生育健康有了保障,婴儿因旧式接生患破伤风的状况也逐渐得到了控制。1928年,杨崇瑞在北平开办了我国第一个接生婆讲习所,招收了30名平均年龄54岁的妇女,全部为文盲。教学内容完全从实际出发,重点是正常产的消毒、脐带的正确处理和如何识别分娩过程中的危险。此后,讲习所对360个接生婆进行了严格培训。
  1928年9月,成立了北平产科教育筹备委员会,任命李德全、郑河先、宋友竹、杨崇瑞、周瑞麟、王慧、方石珊、祝慎之为委员。这个委员会经呈请中华民国卫生部和教育部批准,于1929年2月,成立了中央助产教育委员会,由医学教育家颜福庆任会长,杨崇瑞是9名委员之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北平先筹设一所国立助产学校。
  1929年1月23日,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及附属产院在北平正式成立,校址设在灯市口大街,后迁移到交道口南大街麒麟碑胡同八王王妃宅,由杨崇瑞博士担任校长。学校除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两年(后改为三年)的本科班外,还附设助产训练班,招收高中毕业生,训练六个月,以应当时开展妇幼卫生工作的急切需要。为提高教学质量,杨崇瑞亲自到协和医院和燕京大学及北大医学院等处聘请谢少文、潘光旦、林巧稚等专家教授来兼职给学生讲课。由于学校教学质量高,在当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被称为“北平八大学府之一”。
  北平第一助产学校是杨崇瑞博士创办的,倾注了她很大精力。她亲自制定了“牺牲精神,造福人群”的校训,并用这种精神严格要求学生。她经常教育学生:“在你们的手中,握着两条生命――母亲和孩子。你们是守卫新世界的人,新的生命会在你们手中诞生,但也会在你们手中死亡。因此,你们的事业是崇高而伟大的,绝不可有任何疏忽。”这些充满人类之爱的谆谆教导,就像甘甜的雨露,点点滴滴渗透到学生们的心田。她要求助产学校的学生既要有高超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德,必须掌握完整而扎实的基本功。从对夫妻双方的生育教育到产前检查、建立卡片,到追踪随访、接生喂养,都必须做到一丝不苟,严格遵守程序和制度,还要求所有到产院实习的学生,必须按时认真地写实习报告。如果发现学生不按时完成,不认真对待,她会严厉责备,并令其重写。她白天给学生们上课,夜晚还不顾一天的疲劳,亲自到附属产院检查夜班,如果有谁擅离职守,她将作为事故典型,警告全院。她严谨治学、治院的工作作风,给学生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杨崇瑞所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成为当时的旗帜和楷模,在其带动下,陕西青海、甘肃、贵州四川河南、浙江、山东、武昌、南昌海南岛及河北清河、定县等省、市、县也先后创办了助产学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央各省、市立案的助产学校已有54所,其中十几所学校有附属产院。此外,还有私立助产学校14所,未立案的助产学校多所,在西北地区还创办了12个乡村卫生队。杨崇瑞的学生遍及全国,大多是领导或业务骨干,以“牺牲精神,造福人群”为宗旨在各助产学校勤勉工作,推动了全国妇幼卫生和助产教育工作的开展。
  为办好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杨崇瑞博士以她在妇幼保健事业中的卓越成就和名望,申请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予去英国进修助产奖学金七个名额,派章斐成、史宏耀、曾宪璋等7人去英国学习。还派护士林斯馨、管葆祯、陈怡迪去英国学习助产教育及进修助产专业知识,回国后分别任国立第一助产学校附属产院病房负责人、江西省立助产学校教务主任、南京中央助产学校教务主任等职务。
  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大教室曾放着一架宝贵的女性骨骼标本。因为当时女性骨骼标本是花钱也买不到的。这架标本是杨崇瑞博士的一位外国朋友,因敬佩她无私创业的精神,立下遗嘱说逝世后把自己的骨骼送给她作为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学习用的标本。
  杨崇瑞博士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1934年南京中央卫生实验处成立后,她担任了该处妇婴卫生组主任,任务是推广已见成效的方法,首先在南京成立了助产学校,其后在各省市相继创办妇幼保健院。
  1937年初,杨崇瑞博士受聘为国际联盟妇婴卫生组专家,奉派考察欧亚两洲各国妇婴卫生状况及助产教育。先后到印度马来西亚、安南(现越南)、菲律宾意大利、瑞士、英国、爱尔兰、法兰西、丹麦、奥地利、荷兰、挪威、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国。“七?七”事变使当时在国外的杨崇瑞焦灼万分,急奔回国参加抗战工作。1937年11月,杨崇瑞到达汉口,参加了红十字会医疗队,组织建立伤员医院。后战事急转直下,沿海各地转移后方的人日渐增多,教育部制定了在贵阳设立医学院的计划,杨崇瑞博士随即被教育部聘为筹备委员之一,赴贵阳筹备贵阳医学院。贵阳医学院建成开学后,她在该学院教妇产科。抗日战争初期,杨崇瑞还创办了国立助产学校武汉分校(后迁往四川乐山)。
  1938年5月20日,宋美龄在庐山召开妇女谈话会,商讨如何开展抗战时期的妇女工作,邀请全国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以及各界妇女著名人士参加。这是一个全国妇女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会议,以邓颖超同志为团长的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参加了谈话会。杨崇瑞作为全国著名的妇幼卫生保健医师应邀参加。参加谈话会的还有李德全、沈兹九、史良吴贻芳、邓裕志、俞庆棠刘清扬、高君珊、张素我、熊芷、雷洁琼等。
  1938年8月,杨崇瑞博士回到卫生署工作。在重庆,她一方面帮助筹划儿童保育院医药方面事宜,一方面帮助开辟从新桥到青木一段公路卫生所,先后又为成都筹组保婴事务所3所。1939年底,杨崇瑞患伤寒,病后许久不能恢复。1941年6月,杨崇瑞赴美,一方面为考察妇婴卫生,一方面也为检查疾病。在美国,她再入妇产科进修,后因珍珠港事件,归国日期延迟,1942年10月才回国。归国后,杨崇瑞仍在卫生署担任实验处妇婴卫生组主任。主要工作是筹组四川壁山县和遂宁县妇婴保健所,这是初次在乡间开办的妇科临床医院。又在兰州成都各开办妇婴保健院一处。在重庆沙坪坝实验区,她帮助筹建一个三十张床的产院,同时又协助重庆市卫生局开展公共卫生工作。1944年,杨崇瑞协助联合国救济总署开展训练医药人员工作。
  在长期的临床工作中,有以下三种情况使杨崇瑞深感不安:
  (一)许多妇女因多产引起盆底肌肉、筋膜及子宫旁韧带过度伸展或撕裂,患有0前、后壁脱垂或子宫脱垂而痛苦不堪。
  (二)许多妇女因生育过多过密,但不知如何避孕而感到万分苦恼。
  (三)许多妇女因生育过多,生活负担极度加重,造成生活困窘。
  以上情况使她感到震惊和忧虑。她认为由于生育过早、过密、过多,使妇女身心负担过重,遭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同时对子女也不能很好地进行抚养和教育,不仅关系到个人和家庭,也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杨崇瑞博士以一个医学家的远见卓识,预见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主张。她还在助产学校妇产科教材中,特别增加了“节制生育”一章,对学生讲授节制生育的必要性及避孕的具体措施。另外,杨崇瑞博士在她所领导的北平东城区钱粮胡同的保婴事务所,开设了节育门诊,每星期六为门诊日,对就诊妇女讲授妇女卫生知识及节育方法。她要求助产学校本科生在毕业前,必须在节制生育门诊实习四次。
  1933年,由协和医院附属北平市第一卫生事务所杨崇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陈达和雷洁琼,分别代表所在单位,共同发起成立节制生育咨询部,开展节制生育工作。在北平《晨报》开辟“人口”副刊,每周一版,发动有志于倡导节制生育的学者和社会人士发表文章,宣传节制生育的重要性,唤起广大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的认识,提倡少生、优生、优育。咨询部还出版了宣传节制生育的图片和小册子,赠送给前来咨询的群众。与此同时,第一卫生事务所开办了节育门诊部,由杨崇瑞担任技术指导,为要求做节育手术的妇女解决技术问题,并向她们宣讲节育知识以及多胎生育对妇女身体健康、家庭、国家、社会的危害性。为使解放区的妇幼卫生工作开展起来,她自己编写了《妇婴卫生学》,托人秘密送到解放区,成为解放区不可多得的卫生教材。
  1936年秋,杨崇瑞博士以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校长名义,邀请法国节制生育倡导者山额夫人来华讲学。山额夫人为推广节制生育,走访了世界很多国家,积极宣传节制生育,得到广泛地赞誉和支持。山额夫人到达时,她亲自到车站迎接,并负责接待,安排讲学时间。后和当时国内热心于节制生育工作的林巧稚大夫一起,请山额夫人在协和医院礼堂讲学两次,听众达1600多人,多为医药卫生界工作人员,其中有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本科各班学生及各种训练班全体学员。山额夫人的讲题为《节制生育的各种措施及今后的展望》,这是最早在我国举行的一次国际节育技术交流活动。“七?七事变”后,杨崇瑞博士任重庆中央卫生实验院妇婴卫生系主任,编写了《妇婴卫生纲要》一书,其中强调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并督促各有关医疗保健单位认真实施。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杨崇瑞博士被派回京沪平津等市恢复妇婴卫生工作,并接管和恢复国立第一助产学校。这其间,协助上海市卫生局开办一处妇婴保健院。
  1947年11月,杨崇瑞再赴加拿大、美国考察妇婴卫生与人口关系课题,原拟次年由美国再赴欧洲一行,后因被卫生部推荐,选为-,于1948年6月回国。当时规定,-不得兼职,所以辞去了中央卫生实验处妇婴卫生组主任及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校长职务。1948年10月,她又被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聘为国际妇婴卫生专家,1949年1月,赴日内瓦开会,会毕帮助该会整理妇婴卫生工作队的标准和设备事宜。随后获得了考察欧洲助产教育和妇婴卫生奖学金,到瑞士、捷克、芬兰、瑞典、丹麦、英国和法国进行了三个月的参观考察,又回到日内瓦。虽一心想回到祖国,但对当时政局极不明了,在欧洲又找不到能看的报纸,所以对于祖国的消息知之甚微。于是决定暂先回美国,认为美国消息灵通些,也有中国报纸看。但这并没有使杨崇瑞了解到祖国的最新消息,仅从来往的国人和朋友的来信中,知道了新中国已经成立,也知道了政府欢迎一切技术人员返国参加建设事业。在焦灼的等待中,接到了母亲转达的周总理希望她回国的口信,她欣喜若狂。应卫生部李德全部长之邀,杨崇瑞毅然辞去待遇丰厚的国际卫生组织的高级职务,经多方努力终于在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回到北京,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并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妇幼卫生局第一任局长。上班后第一件事就是与当时妇幼卫生局的同志同心协力,着手解决当时最常见的妇女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高的问题。她从改造旧产婆着手,经过短期训练,使她们有了初步的消毒观念,从而大大降低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的发病率。推广一件新事物是非常困难的,首先要教育干部,使她们认识到改造旧产婆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杨崇瑞博士苦口婆心到处奔走呼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52年,她主持制定了全国性的妇幼卫生工作计划,组织举办了全国妇幼卫生行政干部训练班、保育干部培育班,建立妇幼卫生保健院、儿童卫生研究所等机构,在全国建立起一套妇幼卫生保健网,使推行妇幼卫生工作有了组织保证。政府按照妇婴工作计划,设立了两个小型的产科医院,并以这两个医院为中心,按地区设立了13个中心站与34个分站,各由一个医师或助产士(其中不少是第一助产学校毕业生)负责组织培训接生婆与助产士,并协助与督导接生工作,宣传并推行产前检查与产后护理。1949―1953年间,共训练接生员269000多人,妇幼卫生员9000多人,使新法接生比较迅速地普及,产妇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7‰减到1954年的0.5‰,婴儿死亡率从1949年的117‰降到1954年的46‰,以后继续降低,到1966年已降到20‰左右。
  新中国的诞生,给第一助产学校带来了新的生机。1949年5月,左奇同志来校主持工作,担任副校长兼院长,建立了党团组织,继续实行老校长杨崇瑞博士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充实人力物力,设病床80张。1951年,第一助产学校并入北京医学院。附属产院改名为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成为医学院妇产科实习基地。之后,严仁英教授任校长兼院长。1957年由北京市卫生局接管并改名东四产院。
  杨崇瑞博士在其主编的教材《妇幼卫生》一书中,专门阐述了节制生育的意义及措施。遗憾的是,节制生育的提出不但没受到重视,反而受到错误的对待。当时,在“一人一张口,一人两只手,两只手可以养活五张口”的“人手论”的指导下,强调多生、多育,甚至有人鼓吹生满十个孩子的,可授予母亲英雄勋章。在这种形势下,她作为主张节制生育的妇幼卫生局局长,也开始受到批判。因此,她怀着沉重的失落感而沉默了。
  1957年,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了“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主张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并于同年7月5日刊载于《人民日报》。她见到文章后非常兴奋,表示赞同马老的论点。她在南京视察期间,曾与康有为之女康同璧女士共同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提倡节制生育,反对人工流产。她大半生为之奋斗的节制生育工作,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反右时批判她实行“三马主义”,即“贩卖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拥护鼓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反对马列主义的生育观”。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殃及到杨崇瑞博士,由于她是著名民主人士,对她当时的政策是“划而不斗”。但在妇幼司范围内,以民主生活会的形式被批判了一次。她被错划为右派后,便离开了妇幼司的领导岗位,被安排在中华医学会妇产科杂志做一名普通。但她仍然情绪安然。
  周总理很了解那些爱国、富有事业心的知识分子,在请杨崇瑞等知名人士吃饭时说:运动嘛,不要气馁,该提的意见还是要提,要把六十年的经验写出来留给后人。总理的鼓励和安慰温暖着她的心。1978年,中央决定重新审查右派问题,为她做了平反。在翻阅她的档案中,才了解到她足迹遍布十七个国家考察妇幼卫生工作,对世人贡献巨大,可她从未对他人谈及。
  为了妇幼卫生事业,杨崇瑞博士终生未婚。在一次政协会议答记者问时,她曾诙谐地说:“我和妇幼卫生事业结了婚,全中国的儿童都是我的孩子”。她生活很俭朴,却把积蓄的6.9万元钱和积存了数十年的外文图书资料捐给了国家。不仅如此,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分担国家的经济困难,她从国外调回了几千美元献给国家。她奉献的不仅是6.9万元人民币和几千元美金,而是一颗热爱祖国的赤诚之心,她的奉献是可贵的。她已至垂暮之年,几乎处处要人照顾生活,而这种违背世俗的做法,使一些人难以理解。她平反后,组织上给她两套两居室的房子,一套她自己住,另一套让给侄子一家并由他们照顾生活。她住的房子,外间作会客、书房,里间是卧室。玉米面窝头、粥和一盘简单的菜蔬是她常用的饭食。
  杨崇瑞博士一生艰苦奋斗,急公好义,爱国爱乡,深受人民赞誉。1927年,她在家乡燕郊镇兴都村建起了第一所女子小学,学校以其父杨云阶名字命名为“云阶小学”,招收本村女童入学,利用家宅西院为校舍,日常事务由其父杨云阶先生打理,从通县富育女中请了一位教员。从1927年至1937年,有100多名女童曾在此校就读。
  杨崇瑞博士生命中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在反右期间被错划为“右派”。但她对此并不介意,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直到最后一息。而她最痛心的是,因蒙受不白之冤而未完成周总理交给她的任务――总结开创妇幼卫生事业多年的经验。
  1978年落实政策后,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她在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提交了一份“恢复助产教育”的提案。
  岁月蹉跎,光阴流逝。1983年,93岁的杨崇瑞博士逝世。然而,她终身为之奋斗的“牺牲精神,造福人群”的诤诤壮语永远留在人间。她对妇幼卫生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永世不泯,她所培养的千千万万个妇幼卫生工作者在祖国各地各个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年,建立了“杨崇瑞基金”,表彰奖励为我国妇幼卫生事业做出突出成绩的医务工作者,为推动我国妇幼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1991年9月,在杨崇瑞博士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雷洁琼,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农工民主党名誉主席沈其震、北京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彭瑞聪和校长曲绵域,杨崇瑞生前友好和同事严镜清、陈志潜、薛公绰、王耀云以及妇产科专家严仁英,张佩珠等都撰写纪念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记叙了杨崇瑞生前的生动事迹。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卫生部部长陈敏章、著名儿科专家诸福棠等为杨崇瑞题词,高度赞扬杨崇瑞博士生前为国为民的献身精神。1999年11月18日,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召开大会,庆祝建院70周年,并举行了杨崇瑞博士铜像揭幕仪式。
  杨崇瑞博士是中国妇幼卫生事业的创始者和开路先锋,她开创的事业正沿着铺满鲜花的阳光大道飞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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