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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应源


[公元1912年-1934年,革命烈士]

   戚应源,1912年冬出生于四川省阆中县白土乡。他3岁那年父亲病故,由母亲康氏拖着一家大小苦苦度日。尽管日子艰难,当他和哥哥戚应生、妹妹戚应雪都长到就学的年龄时,康氏还是咬着牙卖田当地将他们送进附近的小学读书。戚应源深知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因而学习十分刻苦,高小毕业后考入阆中县立中学。这时,家中田产当尽,母亲再也无力送他继续深造了,而戚家族人眼见戚应源聪慧好学,成绩出类拔萃,认为他将是戚家今后大有作为的人才,都奢望有朝一日能“光宗耀祖”,所以,都自愿凑钱,予以资助,供他上学。
  戚应源到了县城继续就读后,在县中教师廖敬六进步思想的熏陶下,一面发愤读书,一面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很快成了学校的活跃人物。
  戚应源在学校的进步表现,早已引起联中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重视,特安排与戚应源是同乡好友的联中学生、共产党员杨林书对他进行培养。1929年腊梅盛开的时节,戚应源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戚应源考入保九属联立中学(联中)高中部。这里是阆中地下党组织的摇篮,也是新旧力量斗争激烈的地方。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戚应源积极参加反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当时,学校有个训育员姓唐,此人是国家主义派的忠实信徒,深得校长(也是国家主义派)的赏识,不久便兼任历史教员。学生对他既讨厌又鄙视,背后都叫他“唐包子”。
  一天下午自习课,“唐包子”看了墙壁上的《蜜蜂》壁报里署名“本立”写的一篇《论中国之命运》的文章后,指着壁头大嚷道︰“这是赤化宣传,违背国家利益。哪个叫本立?”
  “本立就是我”。戚应源站起来大声回答道。
  “唐包子”一看,是个穿着朴素的学生,就嘲弄道︰“你本该立国家利益至上嘛,怎么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戚应源平静地说︰“请问唐先生,我所提出当今中国的问题,是不是事实?这个国家为什么被列强瓜分,军阀割据?文章到底乱在哪里?糟在何处?”
  “这个……”“唐包子”支吾一阵后,不敢正面问答,只好说道︰“国家的命运如何,用不着你来管,你的任务就是好好读书,将来报效国家。”说到这里,他忙叫戚应源坐下,企图终止这场辩论。戚应源继续说道︰“唐先生,你张口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今天却又一反常态,这自相矛盾的话如何解释呢?试问︰若国之不存,我们又如何效忠?而今的国家千疮百孔,外受列强欺凌,内部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能不管吗?”
  一阵阵掌声,在教室内外响起。原来,他在开讲之后,许多同学已经寻声而来,围在外面静静地听着。
  “好,戚应源,讲下去!”有不少人为他鼓气。
  “唐包子”无言以对败下阵来。
  这消息很快在全校传开。联中学生又乘胜掀起了以“驱唐”为主要目标的“择师运动”。
  “唐包子”走到哪里,那里就出现“卡先生好”(唐把卞字读成卡)、“别字先生来了”的起哄嘲笑声,使“唐包子”狼狈不堪。戚应源、王野晴等同学还在班级墙报上公开贴出“我们不要别字先生上课”的标语。校长没有办法,只好忍痛辞退了“唐包子”。在这次择师斗争中,全校共有四名国家主义派的教师先后被赶出学校。
  1931年6月,学校放了暑假,戚应源返回了家乡,因他质问本家族长“戚二老爷”拷打穷人,失去了上学读书、继续深造的机会。戚应源并不因此屈服,毅然辍学在家从事农耕。
  不久,党组织派戚应源到阆中砖瓦厂去和吕子谦一道工作。在吕子谦的活动下,戚应源当上了厂里的庶务(伙食管理员)。
  为了更好地联系和发动群众,戚应源除想方设法办好工人的伙食外,还在青瓦工吴尚德的帮助下,利用空余时间,虚心学习,很快掌握了做砖瓦和烧窑的手艺。在共同劳动中,他和吴尚德(现名吴瑞林,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海军副司令员)等一批青年工人交上了朋友,工作局面打开了。接着,他和吕子谦吸收了吴尚德等人入团,初步掌握了一批骨干力量。
  1931年11月的一天早晨,戚应源、吕子谦、吴尚德三人在阆中码头附近江面上的一支木船上,听取了中共南充中心县委于岱生关于省委把工作向农村发展、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斗争的指示,并接受了赴通江、南江、巴中开展工作的任务。不久,他们便到了通江县城。
  吴尚德找到曾和他在一起学过手艺,已在保安队当司号长的王顺成帮助找活干,被介绍到属保安队管辖的伐木场。按规矩,进场干活先要干拉纤这个差事,据说,过去有不少人因吃不了这个苦而半途离去。
  冬天的小通河上,大小船只上上下下,显得格外忙碌。沿河两岸的河滩上,一行行单衣赤足的船工拉着长长的纤绳,攀着乱石吃力地爬动着。戚应源和吕子谦、吴尚德他们满头是汗,艰难地拉着一只木船,向通江县二道沟的伐木场驶去。
  他们终于进了伐木场。
  在王顺成的熟人,一个叫李班长的帮助下,戚应源、吴尚德干上一些轻活。不久吕子谦当上了伐林场的师爷。
  两个月后,戚应源和吴尚德又通过李班长到了涪阳坝银耳场。由于戚应源善于接近群众,不久,当上庶务,不仅伙食管得好,且又按期公布账目,很受工人拥戴,他们即秘密建立起银耳场团支部。
  1932年秋,巴中地下党组织派戚应源到南江县,与在银耳场发展的党员汤世富一道,在大河区一带做瓦烧砖,秘密开展活动。
  一天下午,戚应源“师徒”正在做瓦,这家老板突然来到工地把干了的泥瓦坯往屋里搬运说︰“戚师傅,这窑瓦我烧不起了!”
  “怎么,嫌我的手艺孬?”戚应源感到诧异。
  “这是哪里话哟,谁不知道戚师傅手艺好”。老板慌忙解释道。
  “你有两百多亩田地,又是甲长,还烧不起一窑瓦,不成了笑话吗?”戚应源故意激怒他。
  老板哭丧着脸说︰“今天我赶大河场,看到县上来的催款员把那些缴不清征银和军款的人,吊起来打得好惨罗!他们说︰县长有令,杀人可恕,欠款难容,赶场的人吓得都跑光了。唉!我这一家一年的捐款就要缴两千元,加上军款五百元,咋个缴得清嘛?不缴吗,挨打不说还要杀头,你说,我这砖瓦哪个烧得起哟!”
  “你们这一甲,有几户缴清了?”汤世富问道。
  “别说这甲,就是我们这一保也没有哪户缴得清。”
  “这样看来,你们全保一个个都要挨打啊。”戚应源微笑着说道。
  老板手中掰着砖瓦坯摇着头,喃喃地说︰“都跑不脱……”
  戚应源看到这位大甲长此时六神无主,狼狈不堪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就启发他说︰“催款员一到,你就把全甲人喊拢来,反正都缴不起,他打得过来吗?如果你把全保的人聚在一起,他就更不敢打人了。”
  “那我就成了聚众造反抗税不缴了……”老板摸着光头,惊恐地望着戚应源。
  “你们一不拿棍棒,二不拿刀枪,造反从何说起?不然,你就等挨打,杀头罢!”戚应源不再理睬他,继续做瓦。
  停了一会儿,老板走到戚应源身旁,讨好说︰“你莫忙做,请你给我出个好主意,到底怎么联络人嘛!”说着拿下戚应源手中的工具。
  “你们当甲长、保长的都缴不清,穷人就更不用说了。只要你出面去给各个甲长和保长说清楚,大家一定同意。到时候,上面催款人一来,派人一联络,全保的人不都聚拢了吗?这叫法不罚众。”老板一听,兴奋地嚷道︰“要得,我去联络。”
  一天下午,老板兴冲冲的对戚应源说︰“你出这个主意真灵验,今天催款员到第八甲,全甲的人把他几个围住。一会儿,九甲、十甲的人也涌来了。大家都喊︰'款实在交不起,要打请便,要命只有一条'。围了半天,这伙人饭也不吃就回去了。”
  戚应源笑了一笑说︰“别处早就用这个办法了,不过,把人联络得越多,就越灵验。”
  保甲联合抗捐的消息,很快传遍大河乡,人们都跟着效仿起来。不久,大河区全境的百姓都行动起来了。面对联合抗捐的群众,大河区区长郑栋之束手无策。怎么是好?情急之下,就干脆托病回家去了。
  1932年9月23日,大河区一带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爆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抗捐斗争,六七千农民涌向南江县城。戚应源与当地乡民同一身装扮,投身抗捐队伍,领头高呼︰“要闹款,联络干;杀不尽,打不完。”“湖南湖北闹共产,万贯家财一夕丢!”抗捐群众随声呼应,声震四野,如卷地而来的洪流……
  从此,“戚瓦匠”的名声就渐渐传开了。
  1932年12月25日拂晓,黑暗依旧笼罩着通江县城。县城四门紧闭,一队巡逻兵不时在城墙上走来走去,间或传来哨兵两声吼叫。此刻,隐蔽在北门城楼保安队里的戚应源、吕子谦,一夜未曾合眼,熬得发红的眼楮死死盯着对面的庙子梁山垭。慢慢地天空出现鱼肚白,山梁上突然出现一面红旗,这是约定的信号!他们立即摇晃着白旗,打开城门,让早已埋伏在城外的吴尚德带领的红军第十二师先遣队涌进城来。北门一开,红军势如破竹,不到一小时,将来敌两个营和保安队的大部歼灭。
  通江解放了!戚应源、吕子谦、吴尚德当即参加了红军。
  1933年秋天,戚应源受川陕省委指派,到阆中县的老观场担任边区委员会书记,联系阆中、苍溪、南部三县白区地下党进行工作。由于他对阆中、南部、花溪三县地下党组织的情况熟悉,很快就恢复和建立起秘密交通网,源源不断地向白区送去宣传品,又向苏区送来必需品,转移大批地下党员安全到达苏区,把敌情动态不断送到红军总部。赤白两区党的联系加强了,白区内抗捐、抗粮、抗丁和游击队的武装斗争,很快蓬蓬勃勃开展起来。
  1993年10月27日,红军攻克绥定(达县),缴获了军阀刘存厚经营多年的兵工厂。总部决定将工厂和战利品,全部运到通江苦草坝。戚应源受命负责运输队的组织工作。
  兵工厂有各种机器一百多台。拆卸后,有的机件重达900余斤,还有造币厂、铅印厂、被服厂的各种机器,0弹药、布匹衣物、盐巴、铜元、硫酸、硝酸……堆积如山的原米和军需品,总共有数百万斤。从达县到苦草坝340余里的山路,途中还有四座大山横阻,山高坡陡,沟壑交错,此时又正值秋雨季节,行路十分艰难。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完全靠人力把那么多东西搬到通江,谈何容易!
  在长长的运输线上,戚应源和运输队长张克求等人带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身先士卒,哪里有困难有险情,他们就出现在哪里。
  由于运输任务的繁重和时间的紧迫,队伍不断扩大,每天一万多人上路,各个招待站供应物资十分紧缺。戚应源和其他负责人宁肯有时一天一顿饭,蹲屋檐,睡露天,也千方百计先解决队员们的食宿问题。不到两个月,就全部运完所有的战利品。
  眼看根据地一天天扩大,敌人开始对根据地进行六路围攻。红军为了狠狠打击敌人,主动收缩阵地。戚应源被安排到川陕省委秘书处工作。在秘书长吴永康的领导下,他参加起草了《目前政治形势》《土地革命》等文件和宣传提纲。吴永康审阅后,很赏识戚应源的才能,遇事总喜欢先听听他的意见,两人很快成了至交。
  戚应源深感组织的信任,竭尽全力勤奋工作。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很快就被委以副秘书长的职务。
  1934年,在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中,曾一度出现“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征收中农土地和粮食”的现象。对于这种违背省苏维埃政府布告的“左”倾做法,川陕省委立即召开了扩大会议,要各地进行纠正。还强调了“反对侵犯中农利益”、“中农土地不够要补给他。”戚应源按照省委集体讨论意见,起草了《平分土地须知》的文件,讨论后便印发到各地。张国焘看后,咬牙切齿地骂道︰“混帐!地主要消灭,富农是一棵韭菜嘛!这简直是在帮这些坏蛋说话。给我查一查,是谁搞的?”
  就因这件事,戚应源的名字,便被张国焘划入另册。
  戚应源被秘密杀害后,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人们无法知道他安息的地方,更未建立墓碑,只有默默地悼念。而戚应源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却在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永不消失的丰碑。1957年,阆中县人民委员会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来源:中华英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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