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放(1914—1992），名李志芳，号东垣老人，新安仓头张村人。曾任新安县首任人民政府县长、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会长等职。
李之放7岁入本村私塾念书，后到当地名师范月楼的学馆就读。他聪明好学，即使上山砍柴、下地割草也还是手不释卷。十年寒窗，他精读了《四书》《五经》《幼学琼林》《古文观止》等经史著作，每篇文章都能达到出口成诵心领神会，十八岁即小有名气，乡邻撰写碑文对联，都要找他帮忙。
1931年，刚满18岁的李之放考入洛阳明德中学，开始接触新文化知识。他博闻强记，纵览政治、历史、哲学、自然科学等多类书籍，思想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九·一八”事变爆发，启迪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中学毕业后，他长途跋涉，步行到当时的省会开封，考入河南无线电专科学校。当时学校条件非常艰苦，李之放和同学们轮流做饭，常喝面疙瘩汤，以节省费用。他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勤奋学习，学到许多现代科技知识和各类社会学说。随着知识和阅历的增长，李之放渐渐感受到学校生活的局限性，发现许多疑问根本从书本里找不到答案，他毅然辞去开封艺专的工作，勇敢地走出了校门，由开封南下，过豫东、入安微、经蚌埠、到安庆，一路进行详细的社会考察。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无能和黑暗，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和沉重，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也使他陷入迷茫和痛苦之中。“昨夜浮云梦，今朝落雨愁；洛阳千里远，远在白云头。”他写的这首诗就是当时思想感情的真实流露。
1935年秋，他在安徽国民党第11路军士兵训练所当上了学兵。原本希望借此报效国家，但他很快发现这种想法是幼稚的，国民党军官残暴无能，打骂士兵耍威风，他无缘无故多次挨打，整个军队士气低落，纪律涣散，吸食大烟成风，抢劫民财，欺压百姓，无所不为，于是他找了个机会，果断地离开了这里。
1936年1月，他回到家乡，先后在孟津官庄和新安养士学校教书。教课之余，他密切关注社会的发展变化，经常和好友谈论国家大事，探求人生真谛。这期间，他通过在西安、铜川等地经商的老乡了解到许多重大事件的真实情况，特别是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西安事变”在共产党调停下和平解决，大批青年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等，像一把把火炬，照亮了他的心，振奋了他的精神，使他认识到共产党的伟大、光荣与正确，遂发投奔革命的念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引起全国抗日怒潮，也迅速燃起他心中的革命烈火，决心投笔从戎，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7月下旬，他告别父母，会同青年老师韩光前、介天超一块投奔延安。他们历尽艰险，于8月初抵达延安，在中央局总务科长李宏赞的引见下，见到了李富春，李富春决定让他们进陕北公学学习。经过三个月紧张学习，他0毕业。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需大批干部奔赴抗日前线。组织上找他谈话，问他是参加部队还是回河南从事地下工作，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更需牺牲精神，更需勇气、智慧与胆量。
1938年2月，他和李宏赞由延安回到河南，在洛阳找到了中共豫西特委。经李宏赞和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的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被派往新安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新安县早在20年代就有党的革命活动，曾先后建立过中共新安支部及新安特别支部，但由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党的活动早已中断。他只身一人回到新安后，以职业学校教师身份为掩护，广泛接触进步青年，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3月，他和从豫北返回的地下党员郭升允介绍被国民党关押四年多刚出监狱的邵文杰、王文长加入共产党，这是新安党史上的第一个县委，他和郭升允、邵文杰、王文长被人誉称为“四根柱子“。根据工作需要，他任县委-部长。
4月，日寇占华北，进逼豫西，国民党摆出抗日的姿态在新安成立河防大队。为了掌握这支武装力量，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共新安县委利用郭升允民运指导员的身份，通过斗争，派李之放、邵文杰、王锡范等打入河防队，他担任三中队指导员。他积极对河防队的大队长、中队长进行-工作，讲述抗日救国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提高他们抗日必胜的信心，争取他们对我党-工作的了解，同时在河防队发展党员。这些党员在1944年日寇侵占豫西后，都参加了由他任司令员的黄河支队，并成为骨干。
7月，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他改任地下党县委书记。他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发展壮大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县政府举办师资训练班，他抓住这个机会，把党的书刊介绍给进步的师训班负责人郭次久、高延柳作教材，宣传革命道理，在学员中培养了一大批党员，把学校变成了我党的活动阵地，把绝大多数教师、学生团结在我党周围，使地下党工作逐步开展起来，不长时间共建立了4个区委、36个支部，党员人数发展到近400人。
为了扩大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新安县委派李之放以公开身份加入由各界人士组成的“新安县抗敌后援会”。他利用这个机会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并以自己的丰富学识和特有的能言善辨，赢得了各界的赞赏，被推选为副主任。他积极工作，大力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抓住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刘洽民送子女到山西抗敌决死队的举动，经常与刘攀谈。刘很赏识他的才华，几次请他加入国民党。地下县委研究决定让他趁机打入国民党内部，为了方便工作，他又改任县委-部部长。
他加入国民党后，国民党县党部表面上对他很热情，但总怀疑他是共产党员，刘洽民向他刺探，但刺探不出任何东西，有时候故意开门见山说他是共产党员，但都被他巧妙地否认。刘洽民进一步威逼他：“他说你不是共产党，请你登报声明说你不是”，李之放坚决地说：“我不是共产党员，就没必要登报声明说不是”。刘洽民达不到目地，只好作罢，后来又让他担任查学委员等几种职务，企图从思想上软化他。他非但没作俘虏，还利用国民党内顽固势力CC派和复兴社的矛盾，首先打击当时对国家、对人民、对我党威胁最大的复兴社。当时以县长席秉章为首的复兴社横行霸道，国民兵团(复兴派）借口防止共产党活动，占领县立中学，并打骂学生，他利用矛盾，公开在县党部召开学生负责人会议，组织-，到县政府-，派学生支部书记刘铭勋等人到专署告状。他亲自和国民党县党部秘书长一块到专员公署，壮告复兴社，终于搞掉了席秉章，狠狠打击了复兴社的反动气焰，使-取得了胜利。回过头来，他又集中力量对付CC派。他通过偷偷翻阅敌人文件等方式，及时掌握敌人动向，以采取对策。1930年师训班期间，他了解到国民党县党部企图通过强迫教师入党，暴露地下党的阴谋。我方经研究，报上级批准，就来个一下子加入，使敌人搞不清真假，挫败了敌人的诡计。他认真细致做CC派中开明人士的工作，如三区区长高星五、二区区长郭承三，教育局长、刑警队长等，启发他们的觉悟，瓦解CC派的力量。他当选为县农会干事后，利用县农会的招牌，深入农村宣传抗日，结交贫苦农民，察看地形，为以后开展抗日游击战和解放战争创造了良好条件。
他还积极输送地下党员和革命青年到陕西吴堡、延安、确山、山西抗敌决死二纵队、太行抗大二分校等地，前后约200多人。
新安县委成立前后，一无经费，二无工资，他在职业学校找的工作是“没有钱，有饭吃”。他发扬自我牺牲精神，日夜奔波，自己编宣传材料，自已刻蜡版，自己印发，有时几天几夜不睡觉，曾累得晕倒在厕所。他还经常在夜里冒着严寒，跑到荒郊野地开会布置工作，有时徒步数十里到宜阳赵堡开会，一晚上打个来回。他打入国民党内部后，结交了一些绅士，为取得他们的信任，并代借机在这些人家里召开地下党会议。国民党县党部“四大金刚”之一的吕乐三，曾怀疑他的身份，在喝酒时阴险地说他“脸上带赤色”，他临阵不慌，从容应对，并根据吕乐三喜欢苏东坡诗词的特点，主动给他讲诗论词，还到他家做客，时间久了，吕乐三不但不怀疑了，还把他当作“知己”。
这期间，他参加刘少奇在渑池主持召开的豫西特委扩大会议。刘少奇指出河南必须立即着手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李之放汇报说他已在新安河防队发展党员，一旦展开游击战，就可抓住这支武装力量为我所用。少奇同志听了，非常高兴，连声说：“这就好！这就好！”
1941年6月，新安地下党员刘玠被捕叛变，地下豫西省委得知情报后，查出刘玠的入党介绍人是李之放，立即通知他转移，隐蔽到孟津一带。此时，正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浪潮，河南地下党区委以上干部到陕甘宁边区。根据组织安排，他和新安县委书记赵天锡同时撤退，他们一起到陕西铜川后，探知国民党-严密，很难通过，就想方设法化装成羊贩子。为了迷惑敌人，他们还在身上涂了很多羊油，弄得满身都是羊膻气。他俩随同赴陕北米脂买羊的三个商人，穿过敌人道道-钱，历尽艰险，终于回到延安。他在《化妆回延安》一诗中生动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巧穿-向中央，随伴商人贩卖羊。
几处哨兵盘问急，一边同道应声忙。
崎岖险路难-，坎坷山关更易藏。
夜宿延安挥手别，连声道谢意偏长。
到延安后，他进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陕甘宁边区吴旗县组织部副部长，接着参加陕甘宁边区三边地委整风学习班学习，后任三边地委宣传部干事。他和著名诗人李季等编写了小学教材，还一块深入三边地委进行采风，他写的组诗《塞上行》，形象地反映了陕北地区民俗风情。在延安，他还参加了审干运动、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
1944年4月，日本侵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望风而逃，37天连丢38座县城，5月13日新安县城沦陷。5月，党中央发出了迅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的指示。随后，从太行区、太岳区先后派出数支武装力量经新安进入豫西各地。此时，尚在延安一带的李之放为南下部队提供了不少情况，后又于1945年初随王树声、戴季英率领的河南军区部队回到家乡新安。不久，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在八路军的协助下，正式成立了新安县抗日民主政府，他被任命为首任县长，这是新安县最早的县级人民政权。同期，还成立了完全由我党领导威震豫西的地方抗日武装——黄河支队，他兼任司令员。黄河支队下设三个大队，驰骋在以洛(阳）孟(津）新(安）为中心的豫西广大地区，历经近百次战斗，为夺取豫西抗战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其中最有名的战斗是北岳伏击战。1946年3月26日，他率领黄河支队协同八路军六支队三个连，在北岳村伏击从孟津横水来犯的日伪军500余人，一举歼灭日军石桥中队官兵70余人，伪军百余人，开创了豫西地方武装重创日军正规部队的先例。从此，日军龟缩在横水、新安县城、铁门三个据点，一直到投降为止。而我军则纵横无阻，在他领导下，新安各区乡抗日民主政府、抗日武装也相继建立。同年5月，还粉碎了渑池上官子平叛变(豫西事变）波及新安的事件，果断处决了与叛军有勾结的黄河支队一大队长徐秉章等人，稳定了军心民心，巩固发展了新安抗战形势。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开辟豫西的部队奉党中央之命作战略转移，撤出豫西抗日根据地。9月，他在新安刘黄村主持召开了万余人参加的军民大会，组织掩护豫西分区、二地委、二专署及新安党政军千余人安全转移到黄河以北，他出任王屋县委书记。
1946年解放战争全面开始后，太岳军区豫西武工队在王屋县邵源镇成立，他兼任第一大队政委，组织创建了邵源、狂口、西沃、中岳、养士等沟通黄河南北的多处地下交通站和情报站，组织领导武工队两次接应中原五师突围，积极配合陈(赓）谢(富治）大军挺进豫西，为豫西解放担当了先锋队。
1946年8月，他随陈谢大军横渡黄河天险，再次回到故乡新安。9月，他领导创建了新安县武装工作委员会和新安县大队，复任新安县县长、武委会总指挥、县大队队长。在他的精心运筹下，不但很快恢复建立起新安县五个区的党政机构，而且协助建立洛阳、孟津两县党政机构及县大队。9月10日，他率领新安县大队配合陈赓的九纵一部，开展了著名的中岳之战，歼灭敌师长武庭麟亲率的国民党整编第十五师六十四旅2400余人，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此后，他又率军接连出击，发动了新安小村之战、黑虎桥之战、黄北岭之战、安子桥之战、曲墙之战等多次战斗，歼灭大批敌军。尤其是1948年2月23日的莲花寨阻击战，他领导的新安县大队在洛阳县武工队配合下，以600余名民兵，迎战民国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兵团司令裴昌会所属步骑旅的进攻，结果歼敌百余名，有效保卫了洛阳至黄河北的重要通道，开创了豫西民兵和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1948年4月，新安县大队改建成新安县独立团，他任团长。他率新安军民全力支援解放军各部进军洛阳，为洛阳的两次解放做出重要贡献。1948年5月，他被调到刚获解放的洛阳任洛阳县县委书记。
建国以后，他先后担任郑州市委委员，郑州市总工会副主席，武汉纱厂副经理，郑州国棉一厂党委书记兼厂长，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书记兼厂长，上海第五钢厂党委书记，四川长城钢厂党委书记兼厂长，郑州铝厂党委书记，河南地方史志编委会副主任等职，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坚持党的原则，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密切联系群众，廉洁奉公，兢兢业业，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1983年12月，经组织批准，他离开了战斗近半个世纪的领导岗位。但他离而不休，仍以饱满的热情奔走于全省各地，调查研究，宣传发动，指导建国后第一届地方志书的编修工作。他还兼任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会长，中原族史学会名誉会长，河南省老年诗词研究会会长，河南诗词学会名誉会长等多个社会团体的领导职务，每天工作量总在8小时以上，孩子们劝他要注意身体，他总是一笑了之，常常感叹时间不够用。
1992年7月27日，李之放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78岁。
他一生酷爱诗词，共创作诗词3000余首，生前出版有《东垣诗词集》。他一生酷爱读书，藏书颇丰，遵照他的遗嘱，将他藏书2000余册捐给了家乡新安县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