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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增恒


李增恒,1929年出生在绥德韭园蒲家洼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他的父亲长年靠给地主家当长工为生,辛辛苦苦一年下来也养活不了全家。年幼的李增恒很早就成了一个牧羊童,在贫困中渡过了他的童年。

毛主席领导工农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在边区普遍开展了秧歌运动,一时间闹得热火朝天。特别是农村每逢过年过节,秧歌成了一种主要的文艺活动形式。1948年李增恒和乡亲们以铜盆当锣,拿锅盖顶鼓扭起了秧歌,李增恒‘一扭钟情’。男扮女装的李增恒在秧歌队伍中活像一只翩翩彩蝶,那轻盈平稳的碎步赢得了乡亲们的阵阵掌声。打那以后,李增恒与秧歌、二人场子、跑旱船结下了不解之缘。家庭院落和田间地头都成了他的排练场。没有扇子自己弄些柳条把一头用绳子扎起来,再糊上纸当扇子。晚上自己一个人在月光下照着自己的影子练,后来他揽了一个月工,挣得三块银元背着家人从一个货郎手里买了一块穿衣镜。害怕老人追问,将镜子寄放在姑姑家,后来取得了母亲的同意后才将镜子拿回来。他对着镜子不停地练了起来。回忆起那段历史,老李深有感触地说:“为了闹秧歌我不是个好父亲;为了闹秧歌我不是个好孝子”。

李增恒老人说:“1951年我23岁,那年冬天外村向我们蒲家洼发出邀请,请我们大年初一去闹秧歌,我高兴得不的了。白天在村子和大伙一起练,晚上回到家里照着镜子练。家里也喜气洋洋地准备着过年,没料到大年三十晚上祸从天降,我心爱的三岁女儿突然病故,全家人都极为悲痛。这个年是我过了七十多个年中最难过的一个年。第二天正月初一一大早,村里人就来叫我去闹秧歌。我看着躺在地上死去的女儿,再看看哭得死去活来的婆姨,我真有点想打腿堂鼓。但我又想黄土高原上人们一年一度的佳节,想到自己心爱的陕北大秧歌,再想想乡亲对‘六六旦’的厚爱......,我怎能因自己的不幸而影响集体的秧歌演出活动呢!我不顾老婆的再三反对,将自己的痛苦装在心底。最后还是跑到十里路之外的村子闹秧歌去了”

“还有一次,我记得那是1955年也是正月,家里商定为已故的父母搬迁坟地,重新合葬,时间定在了古历二月十二。正月我被抽到了县里文艺演出队,准备参加省里的民间文艺调演。正月二十五我随团去参加省里的调演,已上了汽车,我被从家里赶来得四哥,将我从车上拉了下来。“家里人为了给两个老人合葬的事忙前跑后,你倒好整天就知道个‘扭秧歌’,你跟我回去也尽一尽做儿子的孝心”我好说歹说,终于说服了四哥,他回了蒲家洼,我去了西安。在西安最后一场决赛时,快到我上场的时候,我猛地想起今天是二月十二,老家正在搬埋两个老人,我不由地眼泪流了下来。不知情的人以为我是得了什么病,围上来问这问那。化过妆的脸一下子被眼泪冲得乱七八糟,这下可急坏了总导演,一边安慰我,一边喊来 又给我重新化了妆。我强忍着悲痛参加了决赛,最终获得了这次调演的个人表演一等奖。调演刚完,我的参赛节目被省上再一次选中。我一个人的节目,就有九个人陪着,去北京参加了全国民间舞蹈音乐汇演。在这次汇演中,我再次获得了一等奖。现在想起这两事我就不由得想掉眼泪”。

李姓名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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