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书(1916——1958）四川省奉节县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1933年考入重庆大溪沟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就读化学科。受爱国进步人士影响，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参与组织“抗日学生联合会”，为重庆“救亡”月刊的创办人之一1936年，考入重庆大学地质系。“七七”事变后，该校组织“重庆大学学生抗敌后援会”，被选为主席。随即在校组织宜传队，成立话剧团，开展抗日直传活动。1940年大学毕业后，被选为李四光教授任所长的桂林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构造模型室研究生。1942年，作为该所“云南地质调查组”成员，赴云南对地质矿产资很进行调查。同年11月，应滇北矿务局总经理胡祎同聘请，与著名地质学家孟宪民、顾功叙和地质研究员许杰(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副部长）等人，徒步对东川矿区和 进行深入、系统的地质调查和研究。经过三年的艰辛工作，先后对东川铜矿、会泽铅锌矿、硫磺矿作物理勘探和自然电流测探，编著和绘制《云南东川区地质图》(1:25万）、《落因汤丹矿田地质图》(1:1万）。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用中、英文印刷出版，是东川地区重要的地质科研资料。1946年到金平县衰牢山一带作地质调查，编制了《云南金平蒙自一带地质图(1:10万）和地质报告书》。返回昆明后，当他了解到国民党政府企图把个旧锡矿租给美国的内幕，愤懑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投文《正义报》痛骂反动当局为“滚滚(衮）猪(诸）公，只知道买卖盈亏”。1947年接替孟宪民任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地质组组长，同时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昆明分会书记(秘书长），并兼任昆明私立五华学院地质系教授。同年，与李希勋等人到嵩明、寻甸、武定等县作地质矿产调查，编制了《云南嵩明、寻甸、禄劝、武定、罗次、富民等县境内矿产提要》、《滇中区北部地质图》(1:25万），查明了这些地区的煤矿等资源情况。1948年，受聘到个旧老厂作锡矿地表和坑硐调查，撰写了《云南个旧锡矿和构造关系》的学术论文，发表在1951年出版的《地质论评》上。至1949年12月，他一直是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成员，兼云南省地质调查组组长和云南省人民企业公司工程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西南地质局任地质工程师。1950年，主持撰写成《新编云南矿产志略》。同年8月，与中央重工业部东川工作组，顶着酷署骄阳，步行200多公里，为开发东川铜矿进行调查研究，并参与写出《开发东川铜矿意见书》。1951年，任西南地质局易门铜矿地质队队长，通过勘测，提出易门铜矿矿层与东川铜矿“落雪灰岩底部与因民紫色层之间”是一致的学术见解，这一见解于60年代中期被证实。1953年2月，任西南地质局223队队长，率二三千人到东川进行地质普查。同年12月，223队与东川矿务局地质处合并，组成东川301地质勘探队，任地质队总工程师兼副队长。次年，出席地质部召开的有色金属矿山地质工作专业会议。在会上作了《东川层状铜矿的报告》发言，从矿床特征、成因、勘探程序、坑道与地表配合勘探等间题，提出了对东川铜矿地质勘探具有指导性的方法和意见。1955年10月，撰写成12.7万字的第一期《东川铜矿储量计算报告书》，全面阐述了东川矿区地质、区域地质、水文地质、勘探工作和铜资源储量计算，为东川铜矿建设列入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赢得了时间。他为人正直，工作勤奋。在东川工作期间，为同事和部下的妻儿就业，他竭力相助，而对自己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妻子却未要求安排工作。1956年调云南省地质局任总工程师，局领导曾多次安排他疗养，均以“我的病到野外工作就好了”而婉辞。1958年2月24日，血吸虫病引起肝硬化，病逝，年仅4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