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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载震


[][?-1707年]

   朱载震是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1922)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中的“历史名人”之一。辞典原文如下:“朱载震(?~1707),清潜江人,字悔人。知石泉县。有循声。著《东浦集》”。简短的二十一个字,像一幅简笔人物速写,将朱载震的外貌特征刻画得入木三分了。
  拜名师学诗文
  康熙潜江县志》(卷十三•选举志上,以下简称《县志》)对朱载震是这样记载的:“朱载震,补国子监正黄旗教习,考授知县。贡士朱士尊子,刑部郎朱宗望曾孙,翰林朱士冲、常州推官朱士达侄”。这告知我们他出生于名门望族。从光绪《潜江县志•人物志》(以下简称《光绪县志》)能知道他的大致人生轨迹。他父亲朱士尊是饱读经书,知识渊博,在清顺治年间虽取得了入仕做官资格(贡士),而又看破红尘,“吐弃贴括”,归隐著述的名人。先后著有《治平要录》等十余部著作。朱载震在其父亲影响下,幼承家学,博览群书,能诗善文,青少年时期在家乡就小有名气。
  康熙年七年(1668),清初最著名诗人王又旦(字幼华,别号黄湄,进士)到潜任知县。他在潜知政七年,除了重建儒学、修筑堤防、清田均赋等斐然政绩外,在康熙十年(1671)启动了《潜江县志》的编撰工作。朱载震的父亲朱士尊应邀出任县志的主编。王又旦与朱士尊在县志的编审过程中诗文酬答往来,既投机又投缘,十分亲密,其间他发现了诗情才气过人的朱载震,并将其收为门生(古时的门生或门人,指学生、弟子或指食客、门客)。
  在王又旦的指导下,短短两年时间朱载震诗文水平提高很快。如康熙十二年(1673),王又旦募集资金在县城河东岸(今东门城投公司一带)修建了一处名为“法云社”的寺庙,并题了一首四十多句的五言诗,朱载震马上和了一首三十多句的五言诗,其开头是这样写的:“层林披烟霭,河流带郭明。招堤临彼岸,梵放度远声。幽径草茸茸,苦竹篱边荫”。他们的两首诗同时被收入《县志》之中。
  朱载震虽然诗文很好,但参加三次乡试均没能中举人,这让很多人都想不通。清朝称之为“南北两大诗宗”之一的朱彝尊(亦称“南诗宗”)在《曝书亭集•东浦诗抄序》(以下简称《诗抄序》)中也愤愤不平写道:“以悔人之才,亦沦落不遇。考五行家言,若箫氏之《宅经》、郭氏之《墓图》,五姓各有禁忌,当其不利”。
  康熙十九年(1680),朱载震只得以贡生身份入京城国子监(亦称太学)求学(亦称监生)。他入学后,忘不了拜访在吏部任职的恩师王又旦,并送上了离别恩师后新作的一些诗稿。王又旦阅览后甚喜,认为门生诗文的水平已达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水平,于是将朱载震推荐给(清朝)“南北两大诗宗”之一的“北诗宗”王士禛(山东新城人,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官累至刑部尚书,清初杰出诗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王士禛在为朱载震所作《东浦诗集序》中写道:“盖予始知朱君,以黄湄(即王又旦)云。比予官国子祭酒,朱君适贡于太学,日与其游处,尽发其诗笔数百轴,益知黄湄非婉妄叹者”。从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渔洋事迹征略》中得知,康熙十九年,“王又旦门人朱载震入太学,日游公(即王士禛)门下”。这年,朱载震正式成了“一代诗宗”王士禛的门生。
  康熙二十年(1681),王士禛任国子监祭酒(国子监的主管官,相当于今北大、清华的校长)。我从贺亮先生提供的《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中得知朱载震当年参加考试情况。王士禛写道:“时太学人才太盛,(我)秋试力持公道”,朱载震“考取八旗教习,以文章为甲乙……教习例得通判,故公尤慎之”。正是恩师的这一精心-,使朱载震成了正黄旗(皇家子弟学校)的教习,这为他日后被授四川石泉县知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朱载震在京城以王士禛门生身份与其交往甚密。王士禛邀诗友、门生郊游唱和诗文,也常常邀上朱载震。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暮春时节,王士禛邀诗友、门生六七人,在雨中游圣善寺,看桃花,同游的就有王又旦、朱载震、吴雯等。朱载震当时就作了《王阮亭先生招同诸公集圣善寺分韵得处字》一首诗,收录在其《东浦诗钞》之中。又如,同年冬,王士禛登舟邀饮诗友、门生赏景作诗,朱载震也在其中。
  回家乡编县志
  朱载震在京城一边当八旗子弟的老师,一边紧跟诗宗王士禛研究诗文,同时热情飞扬地不断写诗。但诗文在当时并不值钱,而当老师职位的薪俸本身就不高,加之他拜师交友应酬甚多,作为一文人在京城日子过得并不惬意,甚至于有些潦倒。如他在《雪中呈黄湄先生》一诗中写道:“闭门有客还僵卧,岁暮羁愁未得归”。于是他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完成了为已故恩师王又旦收集整理诗文,取名《黄湄集》并筹资刊印;同时请诗宗王士禛作序,刊印出了自己的《东浦诗集》后即回到了家乡,住进了父亲朱士尊在县河边所造的“宜庄别墅”。
  京城里回来了一文才、一诗宗弟子,加之其父朱士尊又是当时闻名的贤达隐士,于是,刚到任不久的知县刘焕便礼贤下士登门拜访朱载震父子。朱载震与刘焕一见如故,谈时政、谈诗文,情趣相同,大有相见恨晚之情。当刘焕转向问计于朱士尊治潜之要务时,朱士尊除了建议治水、兴学、均赋等之外,特地从楼阁之上拿出了二十年前受时任知县王又旦之托,自己所而没定稿付梓的《县志》初稿,建议重启修编付印。刘焕对这些建议都一一铭记于心。
  康熙三十年(1691),即刘焕任知县的第三年,他忙完了重新清丈土地、均赋税、修儒学、修县衙、建仓廒(áo)等工程后,决定重启修编《县志》的工程。对编著者人选刘焕当然想到了朱载震,谁知他却多次“逊谢不就”。当刘焕“三顾茅庐”时,其父朱士尊发话了:“而不忆郃阳公(即王又旦)修志乎?于役搜讨老人有一日之劳,大业未竟,将恐遗憾地下。今得贤使君修志,夙愿可售,而奈何逡巡不赴乎?义不再辞也!”(见朱载震《重修潜江县志序》,以下简称《县志序》)。如此,朱载震才接受了县志的编著工作。
  朱载震年少时曾广泛涉猎经史,加之他成年后很长一段时间远足游学于京城,因而凭其才学和阅历,编著一部县志应该是信手拈来的事。但他深知史志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对此丝毫不敢懈怠,又向他的老师王士禛请教,老师曰:“海内邑志最善者无逾义乌”。于是朱载震“上而坟典邱索,下而志传表记”“检旧志寻绎”“类参家乘(即家谱)”,拜访贤达雅士,踏看地形地貌,“阅寒暑而竟事”,先后用了近两年时间,在其父康熙十年(1671)所编撰的《潜江县志》的基础上,完成了我们今天如获至宝的康熙癸酉年(即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的《潜江县志》。
  这部县志共二十卷,三十多万字。我感觉,他比起我手头收藏的乾隆《荆门州志》、光绪《荆州府志》和近代、现代的很多地方志,无论是传承历史,还是记载人物;无论是史实性,还是文学性都要高出很多。就是这样一部致臻完善的县志,在即将刊行时(康熙三十三年),朱载震在《县志序》最后极其谦逊地写道:“苍蝇千里附骐骥而致之者,殆公与之谓与”。他把刘焕比作“骐骥”,自己能编著出这部县志,只不过是附着骐骥而行千里的“苍蝇”。
  任知县改土司
  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分赏识他的恩师王士禛任了刑部尚书,他得知十九年前考取“教习”并在吏部入-名册就具备任“例得通判”(即州府管刑狱的-,七品)的朱载震,至今仍游离于官场之外,于是他不断向朝廷推荐给他任职。在恩师的极力举荐之下,康熙四十一年(1702),朱载震赴四川石泉县(即今北川羌族自治县)任知县。
  石泉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东连今江油市,南邻安县,西靠茂县,北抵松潘,是一个山多人稀,羌、藏、回、苗、壮、土家、满、黎、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杂居的贫困县,是成都平原与西部高原的接壤地带,也是国家通往西部的战略要地。朱载震到任之前,这个地方羌族土司势力极其强大,土司都有其“土规”“土法”,一般不服官府管理。形成“上不听朝廷之命,下不理羌众之怨”的“独立王国”格局,弄得民怨积结,社会动荡不安。一介书生的朱载震赴任时面临这样一种难堪局面,要治理这个地方,上对得起青天明月,下对得起士民良心其难度可想而知的。
  据清道光《龙安府志》(古龙安府辖境相当于今四川的北川县、江油市、平武县、青川县等地,府署在平武)记载:康熙“四十二年(1703),土司唐德峻袭职,数月,番民以番冤莫伸,事讼于邑令,朱载震详情黜之,并黜永平土官。于是石泉有抚夷无土官,番民大小讼狱归县办理”。这里记载的是朱载震在石泉任知县的第二年,便有如此气魄废除土司及土司治政断狱习惯,说明朱载震的文韬武略确实有治国安邦之雄才。
  朱载震将由土司控管的羌族地区改由国家州县官辖治的举措,载入了史册,并有了清朝早期的“改土归流”一词。据贺亮先生提供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刊载的李绍明先生的《清<职贡图>所见绵阳藏羌习俗考》和《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刊载的龙大轩先生《羌族诉讼习惯考察》两篇文章都引述了朱载震“改土归流”的做法,并对其平定羌族内部冲突、纠纷,废除土司,依照清朝法令治理辖境的做法大加赞颂。认为这既加强了朝廷对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又顺应了民心,服务了民众,说明朱载震是一位雷厉风行、敢于担当、躬亲为民、“在其位谋其政”的循吏。
  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川总督启动编撰《四川通志》工程,他在全省搜索了一通人才后,最终还是选定了石县知县朱载震担当主编工作。于是他将知县之事交由他人打理,自己“取期赴局”,全身心地投入了编撰工作之中。已有了编撰潜江《县志》的经验,编撰省志对他来说也不算难事,但要从浩瀚的史料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要踏访四川的山川河流;要考证名宦先贤、名人雅士、志士贞女的事迹也是极其劳神伤身的工作。马荣华先生编著的《潜江文史精华》(简称《精华》)一书,收录了当年(1706)朱载震为总督治理都江堰写的一篇《修建太平堤记》,这篇文章也载入了《四川通志》。正是他不惮劳瘁,夜以继日的操劳,导致其在如日中天的壮年(康熙四十六年,即1707年)积劳成疾,猝死在四川通志主编的岗位。
  垂史册亦诗文
  对朱载震壮年早逝,他的恩师王士禛十分痛惜。王士禛在其《渔洋诗话》中再次评点朱载震其人其诗时写道:“朱悔人特工五言,尝为余作《阶前花木六咏》,最佳。昔王筠沈约赋《郊居十咏》,约曰:‘此诗措物呈形,无假题署’。今之视昔,殆为过之。官石泉令,卒于蜀,可为惜也”。1709年,王士禛在评点时任台湾海防同知孙元衡的诗集《赤嵌集》时,发现其中的一首《寄答石泉明府朱悔人先生》诗,他睹诗思人,深情动人地写道:“悔人,吾老门生也。其诗必有闻于后,入蜀不还,遂也。长夜读此,掩卷破涕久之”。已是七十五岁高龄的一代诗宗对其门生赞誉、追缅之情,读之令人动容,也进一步说明朱载震的诗文、品德非同一般。
  朱载震除主编康熙《潜江县志》《四川通志》传于今世外,更出名的是“善诗”。据清道光《大清一统志•文苑传》记载:“潜江刘肇国、莫大岸,无人过载震者”。刘肇国、莫大岸是潜江明清时期的文豪之一(这两位潜江的历史名人传前面有述),并有不少诗文传承于今世。国史志书上说潜江的这两大文豪都没有超过他,可见朱载震文才诗篇的确超群。他一生写有上千首诗,并先后集结刊行有《东浦诗钞》《京华集》《濯缨集》《和山堂集》,同时,当年他的诗友刊行的《春霭堂集》《莲洋集》等很多诗集中也收录有他的诗。据悉,《东浦诗钞》《京华集》这两部诗集仍有存世或馆藏,可惜我没能亲眼饱览,后两部据悉在清末就散佚无存了。现在,我选录当年诗坛名人为他诗集作序送别的几首诗,让世人再睹其诗人的风采。
  清朝誉为“诗宗”的朱彝尊在为朱载震刊行《诗钞序》时,对其诗是这样评价的:“悔人之诗,其初诵之,或郁涩不舒;徐而绎之,则温厚悱恻,皆合古人之矩矱(yuē,标准、尺度之意),使浮薄之气不得接焉!”“悔人之诗,不若时文之蹭蹬(蹭蹬,失意潦倒的样子),不必上竢(sì,等待)之后世。以群公之所许,又何虑不传也乎!”
  从《精华》一书得知,清代著名诗人、诗论家、书法家,官至福建按察使的赵执信,在送朱载震回故里时写了一首《送朱悔人归潜江》(收录在《因园集》之中)送别诗。全诗如下:
  霜信风高尘满衣,征人遥与雁南飞。凄凉客向秋深别,珍重身当乱定归。松竹从添三径合,江山无恙十年违。翻愁未抵他乡乐,去日亲知有事非。
  凄凉的离愁与担忧跃然于纸。
  从甘鹏云先生的《潜江旧闻录》得知,有一位与朱载震仕途之路十分相似的山西蒲州(今永济)人,名叫吴雯,字天章。他中举后,几次进士应试落榜,最后滞留京师拜王士禛、梁熙等为师学诗,有点像如今的“文学北漂族”。他有一首《过悔人》的诗,诗云:
  长安艰旅食,望门足先敛。惟有就君舍,慷慨屡呼饭。得匪五阳术,获此数丰腆。君家汉之渚,种兰闻九畹。梅花一百树,日日劳望眼……明日海门道,悠悠自凌缅。
  此诗写出朱载震豪爽坦荡、喜好助人结友的品格,也表现出两人意气相投,情感之真挚。
  潜江现代文史专家毛道海先生和古汉语专家刘承汉先生所主编的《潜江明清诗选》,共收录了朱载震的诗文八篇不再赘述。这里将朱载震所作《建兰》一诗,并被收录在《清诗别裁集》(1975年中华书局影印的乾隆年间刊印本),咏兰名作诗文转录如下:
  丛兰生幽谷,莓莓遍林薄。不纫亦何伤,已胜当门托。辇至逾关山,滋培珍几阁。掉头忘闽海,倾心向京洛。轻飔(sī,凉风)昼回芳,清泉晚宜瀹(yuè,浸渍)。玉轸一再弹,天际如可作。
  诗人笔端指物成形,形象生动写出了兰的高洁雅致,至今被古诗文和咏兰爱好者视为名篇佳作。朱载震的诗文与他的才干,将永载史册,世代传承。

朱姓名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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