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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


[][公元670年-749年]

   吴兢耿直敢于犯颜直谏,政治上颇有献替,他的直言敢谏,不愧为一代诤臣。
  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唐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时,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饶、蕲等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封长垣县子,后改邺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与同时代其他-相比,吴兢的仕途还是较为顺畅的,没有大起大落。居史馆任职30余年,以叙事简练、奋笔直书见称。曾认为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梁史》、《齐史》、《陈史》各10卷、《隋史》20卷。卒后。由其子呈上其未定稿《唐史》80余卷,世称“良史”。曾从事官府藏书的整理、国家书目的编制工作。开元中,诏马怀素领校图书,马怀素奏用元行冲、齐翰、吴兢、韦述等26人同在秘阁详录四部书,开元九年(721)共同编成国家图书总目《群书四部录》200卷,由元行冲奏上。家收藏图书甚富,编撰有《吴氏西斋书目》1卷,著录图书13 468卷,该书目影响颇大。所藏之书在他去世前后,赠送给外孙蒋乂。编著有《乐府古体要解》、《唐春秋》、《唐书备阙记》、《太宗勋史》、《睿宗实录》、《中宗实录》、《贞观政要》、《则天实录》、《唐高宗实录》(与刘知己合撰)等,仅《贞观政要》传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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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魏元忠朱敬则双双为相的长安年间(701—704),吴兢被举荐“有史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从此吴兢步入仕途。他为史臣,耿直敢于犯颜直谏,保存至今的吴兢几篇奏表反映了他的事迹,如《上中宗皇帝疏》是对当时政治局势较有影响之作。武则天去世后,唐中宗李显无力驾驭全局,武三思、韦后、安乐公主都在觊觎最高权力,阴谋之事连接不断。一时朝中人人自危,气氛恐怖。吴兢不计个人安危,毅然上表中宗,直率指出把相王李旦说成太子李重俊的同谋,是一场阴谋。他劝中宗珍惜与相王“亲莫加焉”的兄弟之情,“若信任邪佞,委之于法,必伤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吴兢分析说,如果相王被诬治罪,那么中宗本人也将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地。由于吴兢奏表颇有影响力,加上御史中丞萧至忠的进谏,终于使相王平安无事。数年后,相王李旦继位,是为唐睿宗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初,“收还权纲,锐于决事”,一反中宗、睿宗难以独掌权柄的局面,然而权力的集中也带来负面影响。群臣面对玄宗不敢大胆进谏。吴兢感到这种状况不利于唐室,遂上疏劝玄宗对进谏者有所区别,改变赏簿罚重的做法,如进谏者“所言是”,则“有益于国”;即使“所言非”,也“无累于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吴兢在奏章中举出了前代皇帝虚心纳谏致胜和骄横拒谏致败的实例,还特别赞扬了太宗李世民虚怀若谷、导人使谏的故事。
  吴兢所上谏疏皆关乎封建政治之大事。他的《谏十铨试人表》即是一例。当时在选用-时,皇帝绕开吏部而在禁中做出决定。吴兢很反对,认为朝廷各个部门应各司其职,选官事必须由吏部主之。他强调的是要按既定法规行事,甚至皇帝也不能例外,任意改变制度,“上自天子,至于卿士,守其职分,而不可辄有侵越也”。吴兢在政治上颇有献替,他的直言敢谏,不愧为一代诤臣。
  史坛骁将
  吴兢是在魏元忠朱敬则双双为相时被荐举为史官的,年纪三十左右。《唐会要·史馆上·在外修史》中有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时吴兢在集贤院和史馆修史的记载,这时他六十八岁。他担任修史工作至少近四十年。吴兢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都献给了修史事业,可是在史馆修史工作并不顺利,史料记载中有他几次请求调离史职的奏表。
  刘知几和吴兢所在的史馆,已与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史馆大不相同。贞观时史官位尊权重,甄选严格,通籍禁门,优礼有加,“得厕其流者,为一时之美事”。修史也具有相当高的效率。然而其后每况愈下。史馆或因政争而动荡,或因庸才充斥、监修弄权而混乱。刘知几在阐述辞职理由时说:“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吴兢的辞职表中也有类似语言:“臣自掌史东观十有七年,岁序徒淹,勤劳莫著,不能勒成大典,……乞罢今职。”此时史官俸禄的确不高。吴兢自父亲退休之后,顿感经济困窘,不得不提出了加俸的请求,“又兢父致仕已来,俸料斯绝,所冀禄秩稍厚,甘脆有资,乌鸟之诚,幸垂矜察”。
  吴兢这一次请辞职是在任史官十七年后提出的,时间是开元初年,没有被批准。后吴兢又以居丧为由,上三次表文,坚拒起复史职。但是,吴兢请求辞职并不说明他不重视或不热爱史官工作。从他所上的三次表文中清楚看到,他对史官一职的宗旨及职能有相当透彻认识和高度推崇之情。他说:“史官之任,为代准的,……树终古之风声”,“定一代之是非,为百王之准的。”这可以看作是对史官修史根本宗旨的认识。正由于吴兢对于史官一职寄托厚望,所以也就愈不能容忍妨碍史馆正常运作的种种不端现象。作为一种抗议,他才愤然提出辞去无比热爱的史职。
  吴兢的另一种抗议手段是自己编撰本朝国史。既然自己的史学主张无法在史馆中实现,既然史馆中所修国史有种种歪曲、不实之处,为保留一代信史,就必须自己动手别撰一套国史了。他在开元十四年(726)上奏唐玄宗,披露了自己从武后末期及唐中宗时开始私撰国史的经过。从奏表中可以了解有关此事与他的想法。
  第一,二十几年来,吴兢个人撰修国史两种,已成128卷。《唐书》为纪传体,《唐春秋》为编年体。吴兢在公余时间,以个人之力撰写,该要付出多么大的艰辛。
  第二,吴兢对自撰国史的质量是较有自信心的,“皇家一代之典,尽在于斯矣”。此亦可佐证他辞史职时自述个人能力不足,是故意自贬。
  第三,吴兢之所以披露私撰一事,首先是即将撰成,接近定稿,这就“不敢不奏”;其次是遇到缮写困难,因卷帙较大,个人之能力、财力均不足以承担,不得不请求官方帮助。
  身处乌烟瘴气的史馆,吴兢除了辞职以抗议、私撰以抵制外,还尽最大可能保持自己的史学特色,为维护史学的优良传统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旧唐书《吴兢传》
  吴兢,汴州浚仪人也。励志勤学,博通经史。宋州人魏元忠、亳州人朱敬则深器重之,及居相辅,荐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累月,拜右拾遗内供奉。神龙中,迁右补阙,与韦承庆、崔融、刘子玄撰《则天实录》成,转起居郎。俄迁水部郎中,丁忧还乡里。开元三年服阕,抗疏言曰:“臣修史已成数十卷,自停职还家,匪忘纸札,乞终馀功。”乃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馆学士,历卫少卿、右庶子。居职殆三十年,叙事简要,人用称之。末年伤于太简。《国史》未成,十七年,出为荆州司马,制许以史稿自随。中书令萧嵩监修国史,奏取兢所撰《国史》,得六十五卷。累迁台、洪、饶、蕲四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长垣县子。天宝初改官名,为邺郡太守,入为恒王傅。
  兢尝以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梁》、《齐》、《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又伤疏略。兢虽衰耗,犹希史职,而行步伛偻,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天宝八年,卒于家,时年八十馀。兢卒后,其子进兢所撰《唐史》八十馀卷,事多纰缪,不逮于壮年。兢家聚书颇多,尝目录其卷第,号《吴氏西斋书目》。

吴姓名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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