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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


[公元1865年-1954年]

唐文治

唐文治(1865~1954)

字颖候,号蔚芝,晚号茹经,江苏太仓人。清同治四年八月廿一日(1865年10月10日)出生于一个清寒的书香门第。14岁读完“四书”、“五经”,18岁中举,21岁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28岁中进士,初任户部主事等职,最后升工商部尚书。

在他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中,经历了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两次帝国主义侵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他认为战事的惨败,在于官吏“因循玩(贪)”,多次奏请清廷整饬政纪,无结果。居母丧后,不再返京任职。他还曾两次出国,到日、英、法、美等国访问考察。在国外所见所闻,促使他的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他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出现了中兴时期,是学习英、德的结果。他考察英国的教育之后,非常赞赏牛津大学,认为“名儒名相都出其中”。退出仕途后,决心从事教育,期望能象牛津大学那样,培养出一批出色人才,发展实业,振兴中国。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南洋公学改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今交通大学前身),次年9月,唐文治奉派任监督(校长)。到任后,着意调查研究,进而调整专科设置,把铁路工程班改设为铁路专科。第三年,又增设电机等专科,把学堂原为培养商业人才为主,转而为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接着拟订学制、章程,聘请专科教师,添置实验设备,建设实习工厂,到清宣统元年(1909年)已初具规模。

唐文治的办学思想是“尚实”。为了使学生免受“学而优则仕”的旧教育思想影响,他常常勉励学生,要以“求实学、务实业为鹄的”,“造就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的专门人才。同时,重视体育也是他办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份。他认为,体育“不仅足以发展学生之体力,并足以引起热心,增进智能”。亲自主管体育,悉心提倡。当时,开展体育运动项目之多,各运动队水平之高,居上海各大学之首位,名扬海内。他重视国文教学,针对当时教育界有些人强调“西学”而轻视国文的偏向,增设国文科,并成立了国文研究会。他也深知,学习西方科技,必须掌握外语,“方能窥其精奥”,次年又设立西文科,让学生补习英、德、法和拉丁文,并成立英文大会。他尤其重视的是道德教育,认为:道德是基础,学问为屋宇墙垣。未筑基础的屋宇墙垣,势必在风雨飘摇中不能久固。并认为道德准则寓于经学中,经学是区分一切是非的永恒标准,他亲自向全校学生讲授经学,十多年从不间断。他编的课本有《曾子大义》、《国文阴阳刚柔大义》、《大学大义》、《中庸大义》、《论语大义》、《孟子大义》等;并编了《人格》一书,作为道德教育的范本。辛亥(1911年)武昌起义告捷,11月4日上海光复,他站在革命师生一边。并与在沪的张謇伍廷芳等诸名流致电清摄政王,劝清室自动退位,改行共和政体。并在师生中率先剪去辫子,宣布学校改名南洋大学堂。民国6年,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曾授予二等嘉禾章。但当五·四运动猛烈地冲击着封建礼教,也冲击着他的道德观和“保存国粹”思想,当学生高呼“打倒孔家店!”砸烂孔子牌位时,他痛心疾首,把学生领袖而且是受他多年熏陶的优秀学生侯绍裘秘密开除出校。他自己也以“目疾日深,学风不靖”为由辞职。旋被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聘为校长。

唐文治一生作风正派,严于律己,为发展教育事业勤奋工作近半个世纪。上海解放初,曾受到陈毅市长的接见。1954年逝世,终年89岁。

人物关系:
儿子:
唐庆诒 (18981986)
儿媳:
俞庆棠 (18971949)
唐庆增 (19021972)
唐庆永
孙子:
唐孝威 中国科学院院士
老师:
王先谦 (18421917) 清岳麓书院山长

  相关院校:
牛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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