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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端淑


[][公元1699年-1779年,著名文学家,蜀中知名教育家]
彭端淑
  在清代丹棱彭氏诸兄弟中,名气最大、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是排行第二的彭端淑。对他,也许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很多人上小学时就读过他的一篇议论小品文《为学一首示子侄》,也就是《为学》。
  彭端淑(1699年-1779年),字仪一,号乐斋,眉州丹棱高桥翠笼山(今四川眉山市丹棱县双桥镇桂香阁)人。著名文学家,蜀中知名教育家,清代“蜀中三才子”之一。
  彭端淑出生于一个富庶家庭。其祖父彭万昆为明未怀远将军,清初为简州(今四川简阳市)判官。以军功勇著,授四川都督佥事(qiānshì,都督佥事是正二品)。彭端淑的8位叔父,多为举人、知县。他从小聪敏颖异,常受先辈“崇实黜浮,又宜力学,毋自弃”的教诲,与兄端洪、弟肇洙、遵泗等苦读于翠笼山紫云寺,五六年不曾下过山,得学识渊博的父亲彭珣(xún)亲授。还得益于其外祖父、进士出身的夹江名儒王庭诏的教益,长进不小。及入县学,再得合江进士、蜀中制义(八股文)匠手董新策点拨,学业立就。
  雍正四年(1726),彭端淑乡试中举。雍正十一年(1733)与孪生弟弟彭肇洙同榜登进士第,授吏部主事。乾隆十年(1745)升吏部员外郎,旋迁文选司(负责-)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充任顺天府(今北京市)乡试同考官。乾隆二十年(1755)出署“三江要口,五州之屏藩重地”的广东肇罗道署察使。
  彭端淑待民宽厚,为官一意为民,常以“清慎”自励。每出巡议事察访,必轻衣减从,“随行不过一二人”,并明令所经各州县一律禁止迎接款待,违者严惩,深得“吏民称歌”。彭端淑断案明决果断,对民间诉讼的误断,无不一一更正,使民相安。初到粤东,遇积案3000余件,他立即调集各州县案卷,会同幕僚开诚布公,明断有声。不一月,全部案结,吏民无不惊佩。又督修省城书院,延请名师月课,亲为指授,士风甫振。彭端淑旬月之间便弄清了肇罗道所属州县陈积老案三千余件,由是声威大振,朝廷大吏“深相倚重”。彭端淑在广东做官约六七年光景,这是他一生仕途生活中最为显赫的时期。
  彭端淑在为官期间,虽力求进取,决心兴利除弊,上报朝廷,下慰民望,不愿碌碌终此一生。而当时的清王朝虽已进入极为兴盛的乾隆时代,经济文化也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兴旺景象,但是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复杂了起来。彭端淑在多年的为官生涯中,看到了清王朝表面繁荣下面民生维艰的社会现实,官场中的明争暗斗,最高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因而内心逐渐滋生了一种愤懑和惆怅之情,消极避世的隐退思想也逐渐地发展了起来。
  乾隆二十六年(1761),彭端淑随船督粤西粮运,船行在南海中,不慎失足坠水,虽被搭救脱险,但他却认为这是大难即将临头的预兆。他感叹:“人于宦途不满意,辄以咎人,此谁挤之者!今不葬鱼腹,天于我厚矣,复何望焉。”此时的彭端淑已对官场的尔虞我诈有了充分认识,决意隐退,遂借口此事,辞官归蜀,隐于成都白鹤堂,入锦江书院(今成都石室中学),走上了课士育贤的道路。锦江书院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由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成都原文翁石室遗址上建立的省立最高学府。学员选自省内秀才以上人员,学员学费、生活费由清政府拨给该院的学田供给,在院学生有两百人左右的规模。彭端淑在该院任主讲、院长20年。
  彭端淑的主要成就在其文学方面,其诗歌和散体古文及文学批评理论在当时的影响都非常大。他与李调元张问陶以文名鼎立蜀中,被誉为清代“蜀中三才子”。
  彭端淑早年曾醉心制义(也称制艺),其制义亦技压蜀中,是继韩琢庵、董新策后唯一能“发虑经旨”的制义大家。甫入京,即以制义名噪京师,深得蔡寅斗、胡稚威、沈适芳等的推崇,谓为“不世之才”,“咸推重之”。但制义这种 的创作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彭端淑在文学道路上的发展,直到50岁他才挣脱束缚,“诗学魏、文学左史”,文风为之大变。特别是他辞官后,主动与人民接近,充分了解了广大人民的贫困生活,更以无比忧愤的心情,力擎巨笔,写出了一首首含蓄沉凝、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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