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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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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柏是后面要写到的明(南)太仆寺少卿欧阳东凤、德庆知州欧阳东白的叔叔。他是明万历年间都察院给事中,也是收录于本书中的潜江欧阳族氏的第一人。
  整治衙役
  万历《义乌县志》记载:“欧阳柏,字惟承,号茂野,湖广潜江人,由进士隆庆三年(1569)任义乌”。他是明朝中期从江西安福县迁潜欧阳氏的第三代(即第二十九世)。古时候外迁入新籍者大多是两手空空,得靠勤劳白手起家。他的爷爷名叫欧阳叔谦(二十七世)是迁潜始祖,生有四子,欧阳柏的父亲名纶,号浃源。欧阳纶生六子,分别是欧阳栋、柏、析、渠、檄。欧阳柏在家排行0。其父亲欧阳纶是一位非常重兄弟情义,而敢于担当的人。据《欧阳氏宗谱》记载:其兄欧阳浃海被外族诬陷怕受牢狱之灾逃匿,他代兄入狱受酷刑而无怨无悔,并留下了“家和福自生”五字家训世代相传,乡里有“义门”之称。
  欧阳柏的先辈属于勤劳而又受过一定教育的耕读世家后代。据《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所载:欧阳柏“系出文忠(欧阳修)之派,徙潜仅四世”,即他与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曾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的江西吉州永丰(今吉安市丰县)人欧阳修是同宗同族,是迁潜的-。这个家族入籍后垦荒置田,建房做屋,安居乐业之余,也继承了先祖耕读之遗风。欧阳柏受到家族文化的熏陶,从小就潜心苦读,在明隆庆二年(1568)高中进士,为迁潜欧阳家族争光耀祖了。
  欧阳柏中进士的第二年任浙江义乌知县,他上任后即深入民间调查走访。当时,老百姓给县太爷反映最多、最强烈的一是胥吏、皂捕胡作非为,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二是盗贼猖獗,老百姓没有一点安全感。古代当官,最难平衡的事之一就是对衙役的管控。以一个县为例,朝廷任命有品级的官就十来人,要保证府衙正常运转,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胥吏、衙役。胥吏一般都是自己带来的班底人员和选用地方有一定文化的人充任,而衙役的构成就比较复杂了。古时候成年男子都有服役的义务,一般每年三个月左右,如当兵称之服兵役;筑堤、挖河、修宫殿、陵墓等称之服劳役;到官府衙门当差,称之为衙役。衙役一般都没什么文化,甚至多是无赖懒散闲人。早期衙役是服役式,是临时轮换式的,也是没有报酬的。从宋朝开始,衙役慢慢则固定化、职业化了。衙役是官府衙门的勤杂人员,没有官方身份,主要负责站堂、缉捕、催差、征粮、解押等事务。以清代大兴县衙役定额为例:门子两人,皂捕(隶)十六人,马夫十二人,禁卒八人,轿扇夫七人,灯夫四人,库卒四人,仓夫四人,民壮五十人。实际上都大大超过此数。据清代四川巴县知县刘衡记载,他上任时衙役竟有七千多人。民壮、库丁等属良民,皂、捕、禁卒等属贱民。衙役一般没有薪俸,到了清朝为“养廉”,每人每年才给六两左右银子,每天则两文左右,仅够一天饭钱。他们的薪水主要来自陋规,即办文、办事、办差、办案等以各种名义收取的车马费、鞋袜费、跑腿费、茶饭费等“正常收费”和索取的贿赂。更有甚者,衙役下乡就假借官府之名,对老百姓肆无忌惮地00。官府不给衙役薪俸,往往默许他们胡作非为的做法。这种陋规,使有的衙役一年收入上百两或几百两银子。旧时,老百姓惧怕官府,实际上最怕的就是这些衙役。
  欧阳柏一上任就从管控衙役开刀,这是要相当大的气魄的。衙役都是地方土生土长之人,人际关系复杂,很多都在衙门混了多年,类似于地痞无赖,有的甚至成为地方恶势力,而知县都是外来的,人生地不熟,还必须要依赖这些衙役当差干活,稍有不慎,府衙可能会运转不灵,弄不好还会遭闷棍、甚至伤命,所以旧时,新官上任一般都不得罪衙役。欧阳柏来自乡下,知道衙役横行乡里的危害,他在家就曾受衙役欺压之苦。听了所治辖境内老百姓之言,他下定决心,治县府先治衙门。于是,他对衙役全面重新考核,对老弱病残者先清退一批;对凡老百姓举报查实者,坚决开除;对剩下衙役重新约法三章,坚决不许扰民。
  因此,万历《义乌县志》记载:“甫下车,省利病:皂捕肆毒,痛惩之;缉盗锄奸,不遗余力;奸猾战栗,庶务毕张”。
  善办实事
  据《浙江通志》《义乌县志》记载,欧阳柏在义乌知县任上干了不少实事。
  一是修缮学校。旧时,官府重视修学堂,老百姓重视修庙堂。因为朝廷十分重视教育,在县一级可以没有农商-,但每县朝廷必任一名学官——教谕,这是关系国家后继有人的大事。所以明智的县官都必须重视教育及学堂建设工作。但旧时县一级又没有用于学校建设的财政资金,学校的修建都得靠知县出面筹措资金。很多知县上任后都是在考虑如何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捞取钱财,不会顾及学校建设。欧阳柏可没顾及个人利益,最重视和关心的就是学校的维护和修缮。万历《义乌县志》载:欧阳柏“尤垂意学校,门堂庑(wǔ,廊屋)垣(矮墙),时加修饰”。也就是说欧阳柏连学校的门堂、廊屋、矮墙都去修饰,那学校肯定修缮一新。
  二是重建名宦乡贤祠。明清时期,朝廷规定每个府(州)、县都必须建有乡贤祠、名宦祠。这两祠一般都与孔庙、学校建在一块。乡贤祠是供奉本地德高望重,对地方有特殊贡献,死后经民众推荐,县府认可的名人。一般都是本籍在外为官宦迹突出者。名宦祠则供奉的是外籍在当地做官,政绩特别突出,死后报经朝廷认可的-。对名宦、乡贤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在任-之德行。很多-对他们搁置一边,弃之不闻不问。欧阳柏的前几任义乌知县就属此类,弄得他到任时,“乡贤、名宦二祠废弛已久”。欧阳柏看到破败不堪的两祠后,万分感叹地说:“诸君生于斯、仕于斯,固法施于民者也。人方仰高风、怀遗泽,而莫奠无所,咎将安归?”于是他“乃度地建祠”,供每年春秋两季后人来祭祀和瞻仰名宦乡贤。
  三是平反冤狱。据《闻录》上的《欧阳柏义乌政迹》(以下简称《政迹》)一文记载:义乌有位名叫金效良的人,其兄被仇家杀害,金效良为兄告状到州府。知府李夙与金家早有矛盾,而仇家又行贿李夙,最后判金效良入狱。金不服判决,上诉到御史那里,御史听信了李夙一面之词,确定“狱不能反”。之后有一天,新任御史谢公巡察到义乌,欧阳柏“涕泣为效良白见冤狱”,谢公重审此案,金效良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
  四是整治私募兵勇。《政迹》记载:说义乌有些豪门,为了壮大自己的家族势力,私招兵勇,有的甚至将“东南倭寇征为兵”。这些人,为争田地、争水源等,“武断乡曲”,经常组织械斗,无视地方管理。欧阳柏到任一月,得知此事后,即下令“ 子故巽耎(xùnnuò,身体坚强),冒称膂(lǚ,体力)力,习技者,有刑;私召募者,有刑;罪入窜入者,有刑”。一下将多年沉积的疑难问题解决了。知府、府丞及前任县令听闻后,对他大加赞赏,并-对他表彰。
  五是据实丈田均赋。欧阳柏任知县时,上级确定重新丈量土地,以均税赋。而义乌在他的治理之下政通人和,民众安居乐业,邻里和睦,市井繁荣,税赋均能按数如期缴纳,老百姓没有因土地面积不清而抗税、欠税的情况,于是他大胆-御史周公,提请没必要劳民伤财重新丈量土地,维持现状而治。他在-中曰:“物不得其平则鸣,义乌民之平久矣,奈何导之使争?不然者众实有口,其可防乎?”御史同意了他的请示。后来派员来考核政绩,士民都一致认为他“以风示诸人”,省利病,抑豪强,惩皂捕,悯百姓,重儒学,政绩斐然。
  直谏被谗
  欧阳柏因在义乌知县任上政绩斐然,大约在万历元年(1573)即被召回朝廷拜都察院给事中,其官职也由正七品逐步擢升正五品了。明朝吏部对-考核后分为“卓异、优良、中平、不及”几等,只有考核业绩“卓异”者才能得到擢拔,而就是才干出众,清正廉洁,政绩卓越者也不一定能被评为“卓异”,因为一个届满考核“卓异”者名额是有限制的,一般二十个左右府、州、县才给一个名额,一个省才两三人。由此看来,欧阳柏得此重用,一定是在义乌知县任上“卓异”中的佼佼者。
  他在给事中的岗位,主要从事言官工作。据明代礼部尚书李维桢(京山人)《大泌山房集?云南副使欧阳公墓志铭》(卷八十,以下简称《山房集》)中记载:欧阳柏直言从谏,“不曲学阿世,又不以搏击为名高,要归于正直忠厚”。如他进谏,要禁止“浙江私阉”;要严防漕运使中饱私囊,均斟酌国体民情,计划久远,非一时随意直言。一次他在朝堂忽然上奏福建总督治边境无力,让倭寇累累在沿海滋事扰民,乞请-之。这下可捅了马蜂窝,随后遭谗言,差点丢了官帽。这正是明万历年间皇上无能,致使朝纲混乱,党争激烈,群臣互参的一个缩影。正直忠厚且带着浓厚“潜憨直”味的欧阳柏一心忠君爱国,不谙官场这些复杂诡异的人际关系,无形中被卷入忠君进谏而遭谗的旋涡之中。
  《旧闻》有一篇《欧阳柏被谗始末》(以下简称《始末》),文中记录了欧阳柏参奏要-闽藩(总督),有忤时任宰相的意图,不仅没奏准,而自己确被疏远孤立。但欧阳柏“利不能诱,威不能屈,遭谤不怒,锢之山林而不怼(duì,怨恨之意)”,继续履行其言官职责,参奏吏部侍郎等。由此欧阳柏在朝廷被排挤,遂移任云南按察副使(亦称佥都御史),民间简称“副宪”,官职从三品或四品。
  《始末》记载:欧阳柏到达云南后,得知一位名叫杨惟中的低级武官,因犯事,曾被中丞(都察御史的副职)鞭打后愤走川东,并与川东的夷匪勾结,挑动夷匪反朝廷,并说欧阳柏下云南,“实欲歼尔曹”。欧阳柏授计将其擒拿,投入大狱。杨惟中的同党得知此信息后,重重贿赂御史,御史将杨释放了,且“众唯唯”,而唯独欧阳柏万分气愤地与之抗声争论。他说:“累岁之功坏于一旦,万人之命拂于一言,胡为者!”御史说:“是执政(指皇上)旨也”。他说:杨“狱甫三月,何得即闻京师,殆诈耳!”。弄得御史语塞。明朝的御史,是朝廷派出监察各地官吏的-,官职不高。但有“见官大一级”之说。欧阳柏的确威武不屈,他一个副职,面对赫赫有名的御史大人也敢抗争。同时,他还发现御史左右有几位宠吏,受御史指使,开后门注册学生,送往京城太学(即国子监)。御史对欧阳柏恨之入骨,又找不出办法整治他,于是使阴招,授意陪同进京的省巡抚,上奏-欧阳柏。就这样欧阳柏在云南副宪岗位上工作不到两年,即遭谗陷-归里。
  按李维桢在《山房集》中所言:“世丧道,道丧世”,欧阳柏“仕未竟业,学未竟用”而遭谗罢归实在令人惋惜。但欧阳柏是那种“不以搏击为名高”值得敬佩的超然名仕。他回到家乡后,先是居家“以孝悌、忠信、贞节、退让训诫子弟”,并将祖上遗传下来的“家和福自生”五字家训悬挂于堂,教育后人。同时,他也十分热心于家乡公益事业。万历十一年(1583),知县王建中重修儒学后,他欣然写下了《潜江重修儒学碑记》(见《湖北文徵》第二卷);万历二十七年(1599)知县潘之祥重建关帝庙后,他写下了《汉关夫子祠记》碑文(见《潜江文徵》第二卷);他是潜江最早的《县志》(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编著者;也是入“乡贤祠”者之一。
  怪不得在欧阳柏过世后四十年,明礼部尚书李维桢对其乃敬仰不已,在其《山房集》,专为他写的祭文其中结尾为:“余附先生骥尾垂四十年,于朝野必以先生为典型,今将安仰安仿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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