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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


   刘仁,祖籍山东牟平,1909年(清宣统元年)出生于本溪桥头。祖父刘蔺英为维持生计,带着家人逃荒到本溪湖桥头街。以开荒种地为生,后开设德元堂兼卖中草药。父亲刘振邦,字汉臣,当过桥头街邮局邮差和邮政局长。刘蔺英去逝后,刘振邦秉承父业,利用德元堂老字号,扩大经营范围,生意逐渐兴隆起来,成为桥头街的殷商富户,并被推举为桥头街0会长。刘振邦热心公益事业,为人急公好义,后因秘密从事抗日活动,被日本特务残酷杀害。
  刘仁7岁开始读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后入桥头商立国民小学,11岁考取本溪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到本溪湖读书。
  刘仁从小受家庭熏陶,对中国历史文化最感兴趣,喜欢独立思考问题。他到桥头北山上玩耍时,发现有水泥炮台,得知是日本人与俄国人打仗修造的,他感到疑惑不解。当学校组织到本溪湖朝阳寺山上踏春,看到涂着日本标记,由日本人押运的火车,满载着木材、煤炭、粮食从山下经过时,他感到这是中国人的耻辱。在高小毕业的师生联欢会上,他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历史话剧《崇祯之死》,对这位-之君表示惋叹,也表达了少年刘仁对时局的忧愤之情。
  后来,刘仁考入营口水产学校,开始离家求学。该校是一所培养水产捕捞和水产养殖的专门学校,刘仁不仅专业课学得好,对实践课更感兴趣,而且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游泳本领,曾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了两名溺水的同学,受到学校师生的一致好评。
  1928年(民国17年),刘仁考入东北大学预科,两年后转入本科,进法学院政治系第四班。他与吴一帆、陈彦之等同学志趣相投,过从甚密,都是学校的进步学生和活跃分子。
  刘仁身材魁梧,英俊潇洒,并十分健谈,兴趣也十分广泛,游泳、滑冰、球类以及琴棋书画,样样都好。他每天清晨都要到宿舍前的大操场跑上几千米,从不间断。他常对同学说,有个壮实的身体,将来不论干啥都能派上用场。他喜欢古典诗词,尤其喜欢岳飞陆游的爱国诗词。每当吟到“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和“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时,与他那强烈的爱国之情发生撞击,对神州动荡、人民疾苦,愤然有力挽狂澜,澄清天下之志。
  刘仁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本来进入本科专攻政治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要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但现实使他大失所望。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东北易帜后,纳入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之下,张学良当上了全国陆海军空军副司令,依然是换汤不换药,这使得富有爱国正义感的大学生们对张学良也十分不满。由于刘仁等人在学生中有威信,学校当局极力拉拢他们,但刘仁等人并不买账。有一次,身兼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搞选举,指定两名所谓代表,让东北大学学生投这两个人的票,遭到刘仁等进步学生的反对。刘仁等人组织起来,针锋相对,硬是不选官方指定的人,并且将计就计,另选了两名代表,搞得校长十分狼狈。当时,学校空气沉闷,不允许讲授进步课程。因此刘仁对学校规定的课程不感兴趣,却千方百计寻找进步书籍。一次,他从同学那里借到肖伯纳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便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书中有关阶级剥削的论述,使刘仁认清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并为他后来参加爱国救亡活动打下了基础。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垂涎三尺,正在策划侵略行动,东北的形势日渐紧张。东北当局对救亡活动采取高压政策,校园已无民主自由可言。与此同时,以华北的救亡呼声进一步高涨,北平、天津成为进步学生向往的地方。刘仁再也不想继续留校啃那些无用的书本,便于1931年(民国20年)暑假前夕,毅然放弃学业,告别东北大学校园,只身前往北平。
  刘仁到北平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东北进步知识分子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车向忱等-到北平,组织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协会,刘仁立即加入到这个组织中来。他给好友吴一帆写信,让他随西迁的东北大学到北平复学。吴一帆到北平后,发现刘仁根本没有复学,而是在为抗日救亡紧张地忙碌着。刘仁还以吴一帆的宿舍为掩护,深入到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演讲,印刷刊物,张贴标语。他曾对吴一帆说:“一个热血青年如果只想着吃饱睡足,就容易意志消沉,现在国难当头,要想想国家民族,要为国家民族出点力,甚至流血牺牲,这才称得起炎黄子孙啊!”
  刘仁主要活动在平津的工人群众中,为反对国民党的-政策,他在北平西城区组织领导过黄包车工人的-。他对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也十分热心,有一次,鲁迅先生在北京大学操场上讲演,刘仁也到场聆听。事后,他还把听讲演时的照片寄给表哥刘范五保存。
  后来,刘仁受救国会派遣,来到天津开展工作。天津有几家英美开办的烟草公司,公司中有许多中国女工。刘仁经常到女工中宣传救国思想,调查外资企业对中国女工的剥削情况。为安全起见,他不时变换工作方式,转移居住地点,宣传和调查也常在晚上进行,有时需要连夜进行整理汇总,邮寄给北平。
  恰在这时,刘仁的表哥刘范五随所供职的邮局撤到天津,继续担任邮政支局长。家住在大王庄义信里,这使刘仁大喜过望。表哥有公开身份,他的家成了刘仁从事秘密活动的庇护所。刘仁形成的材料不再经过邮筒,而是由表哥直接从邮局邮寄,躲过了可能遭到的拆信检查,这给刘仁的活动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刘仁高兴地对刘范五说:“表哥,你这里既安全,又方便,还省邮费,真是我们抗日救国的好基地,你就当我的保护人吧!”
  由于有了可靠的保护伞,刘仁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他深入到天津郊区的古冶、林西、赵庄等煤矿,在矿工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几个月后刘仁0完成任务,回到北平。
  1933年,日本侵略者向热河进犯,北平也处在国民党的-之中。刘仁在北平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有时连吃饭都成问题,他只好去摆地摊卖字来维持最低生活。
  刘仁参加两年的抗日救亡活动,感到自己的知识不足,难当救国救民的大任。学水产可以谋生,但不是自己的人生目标;学政治虽然时髦,却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他渴望掌握更多的知识,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他认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效法西方列强而迅速强盛起来,而且清末以来,赴日留学蔚然成风。于是他决定赴日留学,他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回到本溪筹集经费,以中国官费留学生名义,从辽阳乘火车赴大连,又乘船经朝鲜釜山,东渡日本求学。1934年2月,刘仁凭借流利的日语优势,正式进入日本高等师范预科,升入本科后,他选学了语言专业,主攻英语。
  刘仁政治敏感,又参加过抗日救亡活动,他与一般中国留学生不同,所以赴日后目的十分明确。学习英语,当然不能完全满足他的愿望,所以,他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课外活动,阅读文学书籍。特别是对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夏目漱石的《心道草》等作品更是推崇备至,爱不释手。他不仅自己喜爱这些书,还向国内的朋友推荐。
  刘仁虽然身在异邦,却心系着祖国,为了及时了解国内形势的发展,他通过关系从上海购买进步书刊邮寄东京。通过这个渠道,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刚刚出版,刘仁在日本就读到了。1934年9月,刘仁的弟弟刘维坤来日本留学,当他征求哥哥意见时,刘仁向他建议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急需农业方面的人才,你对农业又感兴趣,还是学农业吧!”刘维坤便选择了东京农业大学农学专业。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自发组成学生团体,经常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其中以中华世界语协会最为活跃。世界语是波兰人柴门霍夫所创,以服务全人类为宗旨,掌握世界语,就可以超越国界进行交流。刘仁的日语、英语己十分流利,又以极大的热情和坚强的毅力学习世界语,并参加了东京世界语协会所举办的各种社会活动,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聚在一起,用聊天的方式交换学习世界语的心得,以巩固学习成果和提高运用能力。聊天之后,还用世界语唱些流行的进步歌曲,如《国际歌》、《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等。为广泛联系世界语者,刘仁经常到东京的朝鲜人居住区去,与朝鲜世界语者频繁接触,曾引起日本警方的注意和监视,但未抓住他任何把柄。
  这期间,刘仁与日本进步女作家、世界语者长谷川照子相识。1936年3月底的一天,在筑地小剧场,刘仁与长谷川照子一道观看了有世界语表演的话剧《拂晓》,两人谈得很投缘。长谷川照子,日本国山梨县人,1912年出生。照子从小喜爱文学,且性格倔犟,1929年考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为的是脱离家庭,独立生活。在学校,照子积极参加-和社会活动,热情地投身于世界语运动,并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使她摆脱了孤独,逐渐活跃起来。他学习世界语进步很快,不久就能用世界语从事翻译和写作了。她阅读了大的进步书籍,注意从高尔基、小林多喜二等无产阶级作家的现实主义作品中汲取营养,这对她后来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开始把追求个性解放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对日本当局发动的战争极为厌恶。由于她频繁参加进步活动,因此被警察署列入黑名单一度被逮捕,并被校方开除学籍。
  同年底,照子赴东京,继续从事世界语组织的进步活动,又参加了日本《世界语文学》的创刊工作。
  扎实的文学修养,较高的世界语水平,火热的战斗生活,使照子写作才华得以充分施展,相继发表了许多文章,用世界语创作的小说,如《春之狂》、《一对男女世界语者的独自》、《六个月》等。她还把小林多喜二的代表作《蟹工船》节译成世界语,并开始撰写评介文章,如应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会刊《世界》之约,发表了《日本妇女之现状》,还连续发表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现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处于何种状态》两篇文学评论。这几篇评论文章,极有见地。
  刘仁与长谷川照子从相识到成为夫妻和战友,并非偶然。两人都曾参加过进步活动,刘仁因参加抗日救亡而被东北大学开除,照子因参加世界语组织的进步活动和反战活动而被奈良高师开除:两人都酷爱文学和世界语这一超越民族和国界的语言。随着交往的日益频繁,共同的理想和志向,共同的经历和语言,将这对异国青年男女紧密结合一起。1936年深秋,照子顶住来自家庭的压力,毅然宣布和刘仁结婚。
  刘仁虽身在日本,却十分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1936年下半年,日本侵略者正在酝酿全面侵华,中日之间的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国内抗日运动空前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刘仁认为已无必要继续留在日本,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当刘仁把这个想法告诉妻子时,照子不仅全力支持丈夫的爱国之举,并表示追随丈夫一起到中国,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于是两人商定,刘仁先期回国,三个月后夫妻在上海相会。1937年1月,刘仁暂别妻子,躲过日本特务的监视,乘上一艘国际邮轮,回到了祖国上海。三个月后,照子变卖了多处积累的衣物和书籍,只带上一架便携式手提打字机,在刘仁的弟弟刘维坤的帮助下,洒泪告别亲人,乘船秘密到达中国上海,与刘仁相会。
  照子一踏上中国土地,就决心和丈夫共同战斗,同甘共苦,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事业奉献一切,并正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绿川英子。
  可是,刘仁夫妇在上海,既没有亲属可投,也没有现成的工作去做,因此不得不过一段流浪者的生活,但这丝毫没有消磨他们的革命意志和热情。刘仁忽然想到世界语协会,于是他找到上海世界语协会的领导人、主编《世界》杂志的叶簌士。刘仁早在平津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时,就曾与叶簌士有过通信交往。在叶的帮助下,刘仁在一家小出版社找到一份差事,收入微薄,绿川英子则与中国世界语者合作编印世界语会刊《中国怒吼》。刘仁结识了世界语者、诗人徐雉,热情的徐雉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当即将自己的两间屋子腾出一间让刘仁夫妇居住,使刘仁夫妇总算有了安居之所。在上海期间,刘仁夫妇还参加了上海各界群众的--,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救国会“七君子”及声援抗日的社会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绿川英子亲眼目睹了日军在上海的暴行,她写道:“日本人在空中投下了好多燃烧弹,又给地上的平民洒上了汽油,他们-了道路,用机枪扫射那些逃命的市民。”由于上海己成孤岛,刘仁夫妇已无法继续在上海居住下去,在叶簌士的帮助下,他们从上海转移到广州。
  1938年初,刘仁从《救亡日报》上得知丁克回到广州,喜出望外。丁克在日本曾掩护过刘仁夫妇,后被警方拘捕达8个月之久。当丁克知道刘仁夫妇的尴尬处境后,便把刘仁夫妇安排到一座象样的二层楼房里,这是丁克从朋友那里借来的。刘仁夫妇和丁克成了这别墅的主人,绿川英子给它取名为“绿色之屋。”
  刘仁急于参加抗日工作,找到正在广州的郭沫若,请求帮助他们到武汉参加火热的抗日斗争。郭沫若刚从日本回国不久,当时还没有明确职务,因此只能对他表示钦敬和同情。刘仁不甘心就这样沉寂下去,于是他找到丁克商量,准备就地参加抗日斗争,这一想法立即得丁克的赞同。于是刘仁与丁克等人四处游说,积极鼓动,后在夏衍等人的协助下,说服广东军政当局,很快成立了广东国际协会,恢复了世界语组织,为方便开展工作,争取到省方领导挂名,这不仅解决了合法地位,减少麻烦,而且有了经费来源。协会隶属于广东省政府,下设日语、英语、世界语三个科,刘仁和绿川英子都在世界语科工作,由于这个科集中了部分优秀人才,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刘仁夫妇与同事们积极创办世界语特刊,编印抗日宣传小册子。
  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早晨,绿川英子在上班途中被当局抓住,硬说她在听到防空警报时用红色手帕为敌机打信号,一定是日本奸细,不分青红皂白,把她带到警察局,随后被当局驱逐出境。绿川英子满腔热血参加中国人民的的抗日斗争,却背上的莫须有的罪名,受到不应有的对待,这使刘仁和绿川英子感到无法理解。绿川无辜被驱逐,刘仁只好相伴随行,流落香港。在香港,两人举目无亲,囊空如洗,不得不在香港的棚屋里度过了难忘的屈辱和苦闷的生活。
  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第三厅,由郭沫若主持工作,安排了部分文化界进步人士。在郭沫若和叶簌士的帮助下,国民党当局才允许绿川英子公开参加中国抗战。同年6月,刘仁夫妇结束了4个月的-生活,到达国民政府大本营武汉。刘仁进第三厅从事资料工作,绿川英子进国际宣传处对日宣传科从事对日广播。经过一年多的辗转流离,刘仁和绿川英子才正式实现了抗日救国的愿望。
  绿川英子作为日本人能公开参加中国抗战,心情十分激动。7月2日19时,绿川来到播音室,开始正式播音:“日军同胞们!当你们的枪口对准中国人的胸膛,当你们大笑着用刺刀挑死一个无辜的婴儿,当你们手举火把点燃一栋栋草房,当你们扑向可怜的少女……你们可曾想过,这是罪恶,是世界人民不可饶恕的滔天罪孽!”“别错洒了你们的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她那圆润、清畅的日语犹如一发发重磅炸弹,大大瓦解了日军的士气,也激怒了日本当局。待他们查清她就是当年反战的长谷川照子时,日本报纸刊登她的照片,用大字标题骂她是“娇声-贼”、“赤色败类。”
  绿川英子不仅用播音宣传抗战,而且撰写许多文章,讴歌抗战的将士,痛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她用自己的名义发出一封《日本朋友的慰问信》,首先向“拿自己的血肉来保卫中华民族的英雄们致诚挚的敬礼。”她又分析到:“日本军队不过是持较优良武器,可是这种武器赶不上你们的勇敢,更赶不上你们的团结,因为他们没有正当的理由打仗,你们无情地顽强地打下去吧!我也在后方用一切方法来支持抗战。”她在采访一位当过游击队长的老大娘后,以“赵老太太会见记”为题,发表在《抗战文艺》上,她写道:“这位文盲的农妇,乃是从现实斗争中成长出来的最好的宣传者、鼓动者、组织者……她是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母亲。”第一厅举行了一次纪念“七七”抗战周年献金活动,绿川英子也要做出自己的贡献,她晚上回到家中,翻遍全部家当,却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下班回家的刘仁得知后,劝她说如果没有什么就别献了,绿川英子听后很不高兴,最后一狠心,摘下戒指和手表,这是母亲和妹妹送给她的珍贵纪念物,她让刘仁帮助选择,看捐献哪一个,刘仁认为还是献戒指好,因为他们工作生活不能没有手表。第二天,绿川英子便将戒指捐献出去。
  日军占领华北、华东后,开始向华中进犯。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刘仁夫妇随第三厅于年底撤退到重庆,住在重庆市大田湾。刘仁与绿川英子在重庆创办了新的世界语宣传刊物《中国报导》(半月刊),向国内外发行,建立了世界语排字房,以保证刊物能及时排印和按期出版。
  1939年5月初,日本飞机轰炸了重庆市区,第三厅搬迁到重庆乡下赖家桥,刘仁夫妇同10位文化界人士聚居在一起。当时的上海条件十分艰苦,刘仁患有肾炎,面部和两脚浮肿,但他仍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
  由于国民党当局蓄意破坏团结抗战,在第三厅安插了许多特务和顽固派分子,因此大部分工作人员随同厅长郭沫若愤然辞职,退出第三厅。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当时兼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他找到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把这些文化界人士接到延安去,蒋介石深怕这些人去延安为共产党服务,于是同意在政治部下设文化工作委员会,由郭沫若、阳翰笙担任正副主任。刘仁与绿川英子进入该委员会第三组,从事对敌宣传工作,继续世界语刊物《中国报导》并为研究日本政治、经济、军事的刊物《政情研究》撰稿。工作与生活得到了暂时的安定,刘仁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
  由于赖家桥原来的农舍光线较暗,不利于开展工作。刘仁看到这种情况,便主动和同事商议,由个人出钱,自行设计,在山坡上新盖了一些茅草屋,十几户人家联结起来,居然也变成了一个小村庄,他们就将这个新建的村命名为“金刚村。”不久,刘仁和绿川英子的第一个孩子星星出世了,金刚村从此有了婴儿的笑声和啼哭声,充满了活跃的气氛。
  绿川英子在这一时期活动较多,创作颇丰。她应邀在“留日学生训练班”上用日语讲授“对日宣传技术”课程,到日俘管理所作报告,很受欢迎。她用世界语翻译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小说《活着的士兵》,由《中国报导》杂志出版。绿川英子的抗日活动事迹,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赞誉。1941年7月,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为郭沫若归国参加抗战四周年举行的-上,周恩来称赞绿川英子:“日本帝国主义者骂人是‘娇声-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绿川英子十分激动,表示愿做中日两国人民的忠实女儿。她以极大的热情和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国抗战,撰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政论文章,进入她创作生涯的高峰期。同年10月,绿川英子作品集《暴风雨中的细语》由世界语刊物《中国报导》出版。刘仁为这部文体的出版付出大量的心血,他还亲自为文体撰写了题为《平凡的回忆录》的前言,指出“尽管它是一个平凡妇女的平凡生活的回忆录,但它却是这个时代的缩影,是一个年轻的世界语者自内心发出的沸腾的正义的呼声。这呼声并不大,但难道你不能把它看作为人类正义的旗帜,是爱与恨的标记吗?难道你不能从中见到那些侵略者嗜血成性的嘴脸吗?”字里行间,倾注了刘仁对自己妻子、更是战友的作品出版的激动之情。
  同年11月16日,郭沫若五十大寿,也是他从事文学创作二十五周年。在周恩来的倡议下,重庆各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刘仁对郭沫若十分敬仰,也非常了解郭沫若的性格和为人,他和9位文化界人士别出心裁,制作了一支如椽巨笔,上面刻着“以清妖孽”四个大字,作为特殊礼物献给郭沫若。郭沫若见了十分高兴,和刘仁等人抬着这支巨笔合影留念。
  1945年4月刘仁和绿川英子应邀到东北救亡总会工作。东北救亡总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高崇民、阎宝航为其负责人。刘仁夫妇在该会机关刊物《-》半月刊部工作,刘仁任主编,绿川英子为。东北救亡总会和《-》杂志除接受一些抗日进步人士的热心资助外,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刘仁夫妇和部人员都是当义务。同年5月,绿川英子《在战斗的中国》等三部作品由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出版。
  1946年4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沈阳,这期间刘仁夫妇的女儿晓兰出世了。为了方便工作,刘仁以美国新闻处《和平日报》记者身份出现,绿川英子则以世界语协会《解放妇女》杂志的身份随刘仁来沈工作。他们以合法身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沈阳从事社会调查活动。刘仁听说老同学陈彦之担任国民党沈阳市教育局长,便与金沛霖找到陈彦之,说明他们是受高崇民指示回东北开展工作,请陈为金沛霖找份工作以作掩护,陈将金安排到一所中学当老教师。由于工作带有隐蔽性质,刘仁夫妇在沈阳多次变换居住地点。
  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刘仁夫妇于1946年11月经化装离开沈阳,前往解放区,一路上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到达哈尔滨。由于东北战场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军队正向哈尔滨大举进犯。刘仁夫妇又随我东北党政机关转移到佳木斯。11月下旬,佳木斯各界举行大会,热烈欢迎刘仁、绿川英子及其他来佳木斯工作的干部。绿川英子应邀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她愤怒地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揭露蒋管区的黑暗统治,表示要继续努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刘仁亲自为绿川演讲担任翻译,演讲博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
  刘仁夫妇开始被安排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后方留守处工作。1947年1月7日,东北行政委员会任命刘仁和绿川英子为东北社会调查研究所研究员,其待遇与政委会各委员相同。他们还被东北大学和一些社会团体邀请前去讲学报告,并受东北行政委员会陈先舟之托,对东北大学青年知识分子思想状况作过研究。在为东北大学做的报告中,绿川英子饱含着革命热情,期望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拿起笔来,讴歌光明,鞭挞黑暗,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这期间,刘仁还撰写了《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沈阳》一文,刊载于《东北文化》杂志1947年l月号上,该文记述了他与绿川英子滞留沈阳期间的所见所闻,对国民党接收沈阳后的腐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回到大后方,结束了辗转流离之苦,投身到火热的斗争生活,更激起了绿川的创作热情。刘仁十分理解妻子的心情,热情鼓励她把《在战斗的中国》第二部和第三部写完。绿川有丈夫的全力支持,特别高兴,更加坚定了创作的信心。她克服了生活清苦和高度近视等困难,开始伏案疾书,撰写她的回忆录续篇。
  正当刘仁夫妇满怀政治热情投身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时候,绿川英子因到医院做人工流产手术感染,不幸于1947年1月10日逝世,年仅35岁。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刘仁悲痛不已,他在爱妻灵前,泪如泉涌。刘仁由于长期工作积劳成疾,绿川的逝世又使他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导致旧病复发,经抢救无效,于同年4月22日在佳木期逝世,年仅38岁。
  东北行政委员会为刘仁和绿川英子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认俩人为革命烈士。1980年,中日合拍了反映绿川英子和刘仁生平业绩的电视剧《望乡之星》,相继在中日两国同时播映。1983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佳木斯人民政府为刘仁和绿川英子重新修建了合冢墓陵园,并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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