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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静庵


[][公元1875年-1911年]

   刘静庵(1875~1911),名敬安、大雄,字贞一,号静庵,潜江(今园林办事处梅嘴村)人。他早年投笔从戎,加入武昌“科学补习所”,后创办“日知会”革命组织,并任总干事,开展一系列反清救国行动,将湖北革命推向0。后因叛徒出卖入狱,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于辛亥革命首义前夕病死狱中。被赞誉为“辛亥革命第一铁汉”“武昌革命唯一先哲”“革命完人”“活着的耶稣”,董必武称之为“心中的英雄,革命的启蒙师”。
  投笔从戎露锋芒
  潜江城西南约六公里的东荆河岸,清末民初有一个十分繁华的集镇—梅家嘴。梅家嘴滨东荆河,入田关河破长湖西达沙市、宜昌,北入汉江上至襄阳,下达汉口,通四海五湖,是一个车辆船只往来如梭的水陆交通要道;也是旧县城的西南屏障,清县衙在这里设过团练局、驿站、厘金局等。繁华的商贸,开化了人们的思想。从这里先后走出了庚子起义烈士傅慈祥,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长李书城
  清光绪元年(1875),刘静庵出生在梅家嘴一个世代书香家庭。其父-是科举贡生,没能入仕做官,则继承祖业,设私塾授徒。母亲金氏,纺纱织布,相夫育四子。刘静庵是家中长子,他自幼天资聪慧,沉毅好学,三岁开始,在家中私塾随父亲读书。刘静庵思想早熟,十二岁时,在读书闲暇之余,常与伙伴在梅嘴码头玩,听船家、客商说古道今,讲述清朝的腐朽,官府的黑暗,列强的残暴,民众的困苦,江湖的险恶,就萌动要改造世道的思想。他喜欢在家中0上面壁而读,不到家人叫他吃饭就不下楼。晚上闭目温故,父母以为他累了,催他早睡,他却如老僧打坐一般。
  刘静庵学习兴趣广泛,诗、书、礼、经、佛、道及程朱理学,诸子百家他都潜心研习,窥其精要,并托人稍带当时查禁的书籍偷偷阅读,还结识了大他三岁在梅嘴私塾读书的民主革命先驱傅慈祥。他十四岁开始拜一位学贯中西、能文善武、阅历丰富的隐士为师,习文练武,并接触了佛教,后随师游学长江流域数省,耳闻目睹国家民众遭受的深重灾难,放弃了科考为官之念,萌生了革命思想。
  光绪二十九年(1903),刘静庵到达武汉,告诉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同乡李书城(辛亥革命功勋,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长),想当兵革命救国的想法。李书城很是赞赏,立即将他介绍与其同学、好友吴禄贞(云梦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相识。李、吴当时正在组织秘密反清的“花园山聚会”活动,需要在军队中发展革命力量,吴即写信给护-马队第一营管带(营长)黎元洪,由范腾霄利川人,辛亥革命志士,时任一营文案)引入见黎,黎见刘静庵体质较弱,最初不想接纳,后看到吴禄贞在信中反复陈说刘静庵很有学识水平,能吃苦耐劳等,便让他以“刘大雄”为名署了军籍。
  刘静庵入伍后,勤奋操练,遵守军纪,并教战友读书识字代写家书,其文才很快被黎元洪发现,调他到身边任了文案(秘书)。刘静庵热心追求真理,关心时事政治,经常在士兵中灌输反清救国的思想。一有空闲他就去参加花园山聚会,聆听吴禄贞等宣讲革命救国之策。1904年5月,张难先(今仙桃人,民主革命家,爱国进步人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和原华兴会会员胡瑛(早年投入革命,后参加红军,1940年在延安与敌人作战牺牲),联络反清志士刘静庵、吕大森(建始人,民主革命家)等十二人,发起组建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刘静庵还是补习所教员,他们以讲习科学知识为掩护,一方面进行反清宣传,另一方面不断输送经培训的青年加入张之洞创建的新军,储备革命力量。
  1904年7月,经上海圣公会长余国光介绍加入了日知会的黄兴(湖南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从日本留学回国,经上海到达武汉,告诉刘静庵、张难先等人华兴会准备11月16日在慈禧七十岁大寿时起义,所有人都表示赞同,并约定湖南发难,湖北响应。同年10月23日,湖南起义事情泄密失败,科学补习所受到牵连。得到信息后,张难先及时通知成员躲避,刘静庵马上销毁所有文件和宣传资料等。10月28日,科学补习所被张之洞派兵查封时,成员身份基本没暴露。但此前刘静庵已随黎元洪进入混成协(相当旅)整理文件,黄兴与其通信往来仍寄马队,被马队接任文案刘稚亭所获,即呈送给黎元洪。黎一看甚是惊骇,虽然信中许多都是暗语,但综合一分析,与湖南的反清起义一脉相承。深受张之洞器重的黎唯恐革命党人牵涉到自身影响前程,而又不忍心加害革命志士刘静庵,经与范腾霄商量,决定网开一面,销毁信函,让刘静庵以生病为由脱离军籍,一走了事。
  白皮红心“日知会”
  刘静庵脱离军籍后,临时寄身在美国人在武汉开办的基督教圣公会教堂。刘静庵住进圣公会后,受孙中山也信仰基督教的影响,接受了基督教救苦救难的理念,并接受洗礼加入了教会,取名为保罗。西方的传教士亦多认同会友的爱国精神,同情革命,当时武汉圣公会出现过几位颇有影响的华人基督教领袖,时任会长胡兰亭(汉川人,圣公教牧师、会长,民主革命家)就是其中之一。胡兰亭对刘静庵甚是信任与器重,不久两人成了莫逆之交。他将刘静庵聘为日知会司理(管理员)。
  此“日知会”即圣公会以宣传基督教和开启民智的一个阅读书报的阅览室,取“日求一知,不断进取”的意思命名。刘静庵任司理后,整理书报,重新订立规则,接待读者甚是周到。数月间,前来阅读的各界人士大量增加,一些有革命思想的学生、士兵甚至军官也慢慢聚集到日知会,刘静庵乘机宣传革命思想,并与有识之士探讨革命方略。随着日知会读者愈来愈多,刘静庵又从日本、上海等地订购大量革命报刊书籍,如《民报》《湖北学生界》《革命军》《汉声》《猛回头》《警世钟》《黄帝魂》等让更多的人接受革命主张和思想。董必武就是在这段时间与刘静庵相识,并接触革命思想,因而,新中国成立后董老都称刘静庵是他“心中的英雄,革命的启蒙师”。
  在刘静庵司理下的日知会读者与日俱增,1906年初,他有了利用日知会这个平台组建团体的想法,立即找会长胡兰亭商量并请他支持。胡兰亭一直同情支持革命,依基督救世济人之宗旨,同意了他的想法。当年2月,刘静庵在武昌高家巷(今崇福山街39号)圣约瑟教堂,召开了日知会成立大会,到会者一百多人。推胡兰亭任会长,刘静庵任副会长。日知会下设干事会、评议会,干事会负责日常工作,刘静庵任总干事。“日知会”一个新的反清救国的革命团体正式成立了。当时有人提议取新名,刘静庵认为有教会背景作掩护,对开展革命活动会带来更多便利,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并称此名为“白皮红心”。
  早年的日知会,由牧师每月对信徒进行一次基督教义的演讲会。新的日知会成立后,刘静庵将其改为每周周六、周日指定专人开展革命宣传演讲,场场爆满。刘静庵演讲最多,有一次他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地讲道:“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国人要瓜分了!”“我汉人四万万同胞……现在迫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救国之办法,以免永为奴隶牛马,不胜急切盼祷之至。”他号召要“开导民智,救中国亡危,成一新中国,俾黄帝子孙不役为-奴,惟同志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顿时群情激奋,掌声雷动。南昌、九江等地牧师听了刘静庵的演讲后,回去后都创办了“日知会”。
  随着武昌日知会声势日益浩大,许多独立的革命团体纷纷并入日知会,接受刘静庵的领导。如梁耀汉(汉川人,辛亥革命先烈)领导的“群治社”、熊十力(黄冈人,辛亥革命先驱,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政协委员)领导的“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等。当时,武昌军营、学校均有日知会的会员作代表从事革命联络工作。日知会分会、会员不仅分布在省内许多城镇,还延伸到江苏、江西、安徽、辽宁等省城,在日本东京也开辟了活动基地。曹亚伯、范腾霄、吴崑等日知会会员,在东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同盟会湖北分会又以日知会为活动基地,两会之间互为同道,进行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
  策应起义陷囹圄
  同盟会成立后主要活动在海外,而日知会自成立便立足国内,冒着比海外更多、更大风险开展革命活动,影响遍及国内和海外。1906年春,在日本被任命为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的余诚(麻城人,同盟会会员)回鄂准备开展相关工作。因刘静庵身兼同盟会长江上游组织工作职务,故余抵鄂后,依托日知会,实行“两块牌子”(同盟会、日知会)“一个基地”(日知会会所),与刘静庵同心协力不断拓展革命活动。
  为聚集和储备革命人才,刘静庵一手筹办了江汉公学,还与余诚合作举办了东游(日本)预科班,大量吸纳训练会员。短短几个月,日知会在湖北军、学界发展会员达千人。1906年6月28日,孙中山与法国驻中-事代表取得联系,协调法-人欧几罗来鄂考察革命党的实力,以期中国革命得到法国政府和军界的支持。刘静庵亲率吴崑、殷子衡、李亚东等日知会核心成员渡江到汉口码头迎接。次日欧几罗考察日知会,日知会数百人在武昌圣约瑟教堂广场举行热烈的欢迎仪式,宾主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欧几罗从法国革命讲到中国革命前途,赞扬“日知会为中国大陆唯一之革命团体”(因当时华兴会已败散,同盟会、光复会重点在海外)。当天的演讲会场,清军统制张彪派秘探到场监视,并将会场情况拍了照,随后,将情报报告给了张之洞。张之洞认为这涉及外国人不好下手,于是部署人员暗中对日知会和刘静庵等“匪党”头目进行秘密监控,收集“乱党”证据。同时,请清廷派人对欧几罗后来在南京、长沙、福建等地的考察活动进行跟踪监视。
  随着海内外革命势力在国内汇合,1906年12月4日,江西萍乡、湖南醴陵与浏阳起义全面爆发。这是同盟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孙中山在东京召见梁钟汉(汉川人,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原政要,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文史馆馆员)说:“闻梁耀汉于军学界社会团体均有联系,宜大力帮助,并与刘静庵同志等商筹响应”。刘静庵即联络各方力量准备积极策应。12月27日他在汉阳伯牙台召开秘密会议,讨论策应江西、湖南起义的方案。会议决定全体同志投入军营,运动革命,待经费筹办到位择日举事。这时,投机革命的郭尧阶(今仙桃人,日知会成员)看到清廷悬赏万金缉拿湖南革命首领刘家运布告后,见钱眼开,将日知会情况告密,还捏造事实,诬指刘静庵就是刘家运。他假借某公司愿捐资十万元资助革命之名骗取大家信任,先后将刘静庵、张难先、李亚东、朱子龙梁钟汉胡瑛、季雨霖、殷子衡、吴贡三等九位革命党人逮捕入狱。
  坚贞不屈真铁汉
  刘静庵等九君子被捕发生在1907年1月13日(农历丙午年),这就是清末震惊中外的“丙午党狱”,亦称“日知会丙午之狱”。刘静庵等作为“匪党”要犯被捕后,湖北巡警道(相当于今公安厅厅长)冯启钧立即组织人员会审,参与审讯的大小-达十三人之多。审讯大堂盛陈刑杖,故-严。冯为了避免因捉拿刘静庵引起政府与教会的冲突,首先在剥夺刘静庵教士身份上下功夫,逼迫他承认自己就是湖南会党头目刘家运,这样才好将刘静庵等人迅速置于死地,冯等人也好邀功领赏。
  审讯官吏对刘静庵先软语诱供,并告之只要他承认是刘家运,可马上释放一同被捕的父亲和弟弟,他也可从轻发落。继而又威言逼供,如果对抗到底则株连九族。刘静庵慨然承认革命反清是事实;承认日知会的所有革命活动都是他领头所为,与旁人无关,但声明自已不是刘家运。审讯官恼羞成怒,下令当堂鞭打一千四百下,肉尽见骨,几度昏死,但刘静庵仍坚贞不屈。被难友称之为“铁汉”;被同志赞誉为“革命完人”;被教友赞誉为“活着的耶稣”。在酷刑使尽一无所获的情况下,清廷-捏造了七条“供词”,以“刘静庵即刘家运,图谋造反”罪名,判处死刑上报。
  得此信息后,革命党人极力寻找各种关系,请到同情革命的圣公会美籍主教-施出面营救。-施旗帜鲜明地表示:“刘静庵既为圣公会信徒,革命乃改良政治之不二法门,何得诬为匪首?官场诬刘静庵为匪首,则妨碍了圣公会之名誉。”即电告驻京美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抗议。慑于美国的外交压力,又考虑吴禄贞等人曾向肃清王善耆提出“勿杀党人,免增满汉恶感”的建议,下令湖广总督“对刘静庵等人从缓办理”,免除了刘静庵等九君子死刑。
  直至真正的刘家运被捕,从湖南押解至武昌与殷子衡同关一室,才令对刘静庵的诬陷不攻自破。而当局十分惧怕出狱后的刘静庵如放归之虎东山再起,所以久拖不判,总想将他置于死地。直到1909年夏,清廷才宣判:刘静庵和胡瑛永远-;吴贡三解押原籍-十五年;殷子衡-十年;李亚东-五年;梁钟汉解回原籍-三年;在此之前,朱子龙已被折磨病死狱中,张难先、季雨霖因病被保释出狱。
  刘静庵先押于武昌臬司监狱,后转至“模犯监狱”。他在狱中始终坚持学习,真正做到己学不厌,诲人不倦。其所学内容有经学、史学,音韵、宋明义理等。他治学严谨,尽管保留下来的多是读书笔记,但也丝毫不苟。同时,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联络旧友以“中华铁血军”的名义开展革命活动,指导革命同志努力奋斗,预言清朝不久必败。他不仅以乐观的精神将难友团结到自己的周围,甚至将狱卒也争取为盟友、为同志。他多次受酷刑,多次患重病,在狱中生活极端痛苦的情况下,仍以诗明志,其《移新狱》诗曰:“向前已是惨凄极,那信惨凄更有深。六月雪霜河海冻,半天云雾日星昏。中原有士兆民病,上帝无言百鬼狞。敢是达才须磨炼,故教洪炉泣精金。”又如《几回梦》:“几回梦里归家里,拜见阿爹和阿娘。绣帷慈颜依旧好,画堂0未更常。牵衣握手咽难语,集喜丛悲感倍怆。忽儆谯楼更鼓紧,圆扉回顾泪阑干”。怆然泪下之余,正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狱中生涯历时五年,由于环境恶劣和伤病摧残,刘静庵于武昌起义前的1911年6月12日在狱中赍志而殁。难友以至狱卒抚尸痛哭,基督教中西牧师同至狱中收殓。他的0亲赶至狱中,看到他骨瘦如柴、须发尽白的遗体,竟不能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儿子。曾任民国政府内务部长、-长的居正先生在《辛亥札记》中写道:“静庵沉练有深识,能持大体,识者许其有经世之才,为吾鄂人才之冠。其死也,有识者惜之,谓非独吾鄂之不幸也”。
  刘静庵一生未娶,终年三十七岁。死后由胡兰亭料理丧事并赡养其0,还将其言论整理成《刘静庵》一书铅印发行。1928年,经湖北省政务委员会议定,刘静庵移葬于武昌伏虎山山麓,由张难先作墓志铭。民国政府称之为“民国首功”。

刘姓名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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