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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道静


[公元1913年-2003年]

   胡道静(1913—2003),泾县溪头村人。其父胡怀琛、伯父胡朴安都是辛亥革命时期进步文学团体——南社的成员,并都参加了同盟会革命报纸的工作。胡怀琛柳亚子交谊甚笃,辛亥革命以后,世事沧桑,然亚子先生终不能忘情于这位“非常忠实的(南社)社员,”胡怀琛精国学、工诗文,他的旧诗为柳亚子所深赏,评之为“味在酸咸外,功能新旧中”。胡朴安精于文字、训诂及校勘之学,著述甚丰,更是学界盛名的国学大师。胡道静有这样的家学渊源,加上自幼好学,勤奋自砺,故成功绝非偶然。胡道静的父亲治学方法有一特点,就是凡读书必作抄录,早年手抄许多书册。胡道静自幼秉承“手抄一遍,胜读十遍”的庭训,在广泛学习先秦两汉典籍的同时,也养成了手抄群书的学习方法。其时,胡怀琛正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胡道静不仅从父亲于馆中所借的藏书中抄录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书,而且还常常从师长处借阅未见之书。
  1928年,胡道静插班考入上海持志大学文科国学系, 1929年,拜父亲和伯父的至交、版本目录学大量师陈乃乾为师,进一步学习版本学、目录学,以及整理和影印古籍的专门知识。此外,胡道静还从周予同学习经学史、从吕思勉学习中国通史、从姚明辉学习历史地理学、从姜亮夫学习音韵学、敦煌学、从王庸学习地理学史、从陈守实学习因明学、从顾颉刚学习史学史、从蔡尚思学习思想史、从闻宥先生语言学、古文字学、从辛树帜学习农业生物学、从胡先骕学习植物学等。这些学习使他广泛涉猎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很多领域,并深刻地受到这些学界前辈的影响。
  胡道静在深入攻研各门学科的同时,于古典科学技术方面的兴趣愈加浓厚。其时,他父亲参加了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部分工作,见胡道静对古典科学的兴趣比古典哲学的兴趣都高,便将“万有文库”选题中的《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处理和发稿工作交给他做。于是胡道静借此初步熟悉了我国古代传统的农业技术情况及其文献,并对沈括《梦溪笔谈》中涉及的农业生物学、农业气象学、耕作制度和农田水利学的许多条文得到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在辑佚学方面,胡道静也作出了成绩。王安石的《熙宁字说》是训诂学史上的一部奇书,郭沫若曾经说:“王安石研究学问的方法,与程、朱、陆等不同。他注意文字学,著《字说》。其解字法有四,即形、声、义、位,与现在研究文字学的方法差不多”。自熙宁新政失败后,此书久遭抹杀,明初所编《永乐大典》,已无《字说》可录。胡道静在博览群书、手录秘册时发见现存的北宋晚期至南宋中期的著作中散见不少引文,可以鸠集;还发现清四库馆虽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瓮牖闲评》《考古质疑》《东斋纪事》《萍州可谈》《张氏可书》等宋人笔记,但仍有《杨文公谈苑》《倦游杂录》《老学庵续笔记》《就日录》等数十种未被辑录之已佚的著名笔记散见各书,可以辑集。于是,借课余工隙之际,辑集了《熙宁字说钩沉》和《宋人笔记钩沉》等稿,但都在“一·二八”淞沪战役中毁失了。
  在校雠学方面,胡道静同样成绩斐然。他购得上海中国书店新印的严可均校道藏本《公孙龙子》一册,经与几个明刊本对校后,发现颇有异同,严校并未俱举,于是萌发了“尽取诸本校勘、诸家校语汇录”之意。他次第求得清人陈澧、辛从益注本,以及俞樾《诸子平议》和孙诒让《札》中的校语,一一对校过录。当时,适逢王献唐先生的《公孙龙子悬解》出版,他遂潜心研读,并与自己的校本参照的循览。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校雠学》一书。次年,又出版了他的《公孙龙子考》。
  1931年秋,道静先生从上海持志大学文科国学系毕业,次年,他家遭日寇炮火轰炸,全部藏书及文稿都化为灰烬。战事结束后,他随父亲进了柳亚子先生主持的上海市通志馆工作。先后撰写出版了《上海图书馆史》《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等著作。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胡道静积极投身到抗日斗争中。他白天在中学任教,维持生活;夜间在宣传抗日的《通报》担任义务,兼写社论,在上海“孤岛”的抗日新闻界中赢得了一定的声望。后来他被《中美日报》和《大晚报》先后延聘为记者和,与美国反日刊物《密勒氏评论报》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坚定勇敢地做抗日宣传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胡道静得到“抗战胜利勋章”,继续在新闻界工作。
  解放以后,胡道静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建设工作,他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物处图书馆科科长,负责处理华东大区的图书馆业务调整工作。1954年,中华书局上海所成立,他调任该所,完成了自己的夙愿——把《梦溪笔谈》校理出一个新版本。1956年春,胡道静校注的两巨册《梦溪笔谈校正》问世了。
  1957年,北京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他的《新校正梦溪笔谈》。这个《新校正》本,既是《校证》的简本也是《校证》本的补充本。《新校正》增加了用明万历沈儆蚧刊本校勘的校文,万历沈本是根据元大德九睥陈仁子刊本翻刻的,保持了元刻本的优点。这是在元刻本收归大陆、影印出版以前,首次用“准元刻本”的第一次校勘。
  《梦溪笔谈校证》问世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第一个十年中古籍整理工作的成绩,特别提到了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和胡道静先生校注的《梦溪笔谈校证》两书。当时,胡适在海外读到《校证》后,曾对人说:“此人造诣甚深,算了不起。”《校证》的问世,也引起了国际科技界的普遍重视和高度评价。法国巴黎出版的《科学史评论》(1957年第1O期)评论说:这两卷本的校证,对一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来说,“无疑是汇集了最丰富的文献”。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稿《传统的中国科学》第一讲中说:“胡道静是当代著名的科学史学者,他对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以日本薮内清博士为顾问、梅原郁教授为领译,由19位各学科专家组成的班子,费时15年才译成、出版的日文本译本《梦溪笔谈》,在例言中说明译注时以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和《新校正梦溪笔谈》为依据,并说:“胡道静是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
  与此同时,道静先生在古农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较多的成就,清理祖国农学遗产,编录出一部尽可能完整的古农书目录及资料集。
  “文革“-,摧残了胡道静的身心,毁灭了他在科技史和古籍整理等方面的许多重要成果和积累起来的资料。他失去了十多年来用心血凝成的一百多万字的《中国古农书总录》、四十多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南方草木状校录》《苏沈内翰良方校录》《沈存中逸著钩沈》(包括《熙宁奉元历》《灵苑方》《梦溪忘怀录》《清夜录》《长兴集补阙》等)、两度辑录的《熙宁字说钩沉》以及《沈括年谱》《海隅读书记》等。自1978年起,胡道静先后担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农业出版社顾问、中国农业科学院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顾问、国家农委领导主编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筹备会员、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上海宗教学会学术顾问(负责道教学研究的工作)等职,还兼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系的教授,并决心在有生之年,重新写出《梦溪笔谈补证》。他的英国友人、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在1978年再度访问我国时,用中文为他决心重写的《梦溪笔谈补证》题了签,以补在-中被毁失掉了的竺可桢的题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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