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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慈祥


[公元1872年-1900年,为中国革命牺牲第一人]

   傅慈祥(1872-1900)
  清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十六日,潜江城东北五里左右的杨家嘴(今竹根滩镇三江村)的傅家,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婴呱呱坠地了。他就是后来被中山嘉许“为中国革命牺牲第一人”的“民族英雄”傅慈祥。
  “发逆之孙”遇“恩师”
  傅慈祥(1872~1900),原名元臣,字良弼,潜江杨家嘴人。他的祖父母都参加过十九纪中期洪秀全领导的旨在推翻清朝政权的太平军。太平军失败后,他们一家被列入地方严加监管对象,其祖父和姑母不堪-先后投河和投环自杀,年幼的傅慈祥心里报仇雪恨的种子就此生了根。
  傅志祥自小聪慧异常,在乡里有“神童”之誉。读四书五经,他虽然不沉溺于诗书-之中,但因有过目不忘之功力,偶尔下笔,立就千言,让老师和老学究们都叹为观止。他尤其喜欢舞刀弄棒,健体强身。少年时期在县试中考取秀才第一,原以为再发奋苦读,今后就可科考得意,前程似锦,不料当地官绅以“发逆(即指太平军)之孙”为由上告官府,被免去了秀才身份。在清朝科考时代,那意味着他终身不能入仕做官,这在他心灵上再次增添了对满清政府愤恨的情结。
  傅慈祥从小就真诚善良,敬师孝老,颇有侠肝义胆。他在潜读书时,曾在风雨之夜疾行五十里为祖母买药;还为得痢疾的老师熬药洗裤,深受乡邻和师生们的赞赏。尤其是交友真诚,热情异常,无论是生人熟人,无论是至交还是初交,只在一席话能情投意合,便肝胆相照,肺腑洞见,情同手足,因此,深得同学、同仁的信赖。对此,其好友黄复在《潜江傅君良弼墓表》写道:“其孝悌根于天性,善行称于家邦,学业推于侪辈”。
  傅慈祥被取消秀才身份时,正是清朝晚期朝廷腐败无能,外敌不断入侵瓜分中国,四方有识之士不断觉醒,各种社会矛盾交汇之际。光绪十五年(1889)底,湖广总督张之洞开始了他主政湖北的生涯。张之洞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主力者,他主政的近二十年时间里,为实现其“求人治国”,维护既得利益和清朝统治的目标,励精图治,大力推进湖北新政,兴建钢铁厂、-厂、机械厂、纺纱厂等;重视培养和网罗人才,开办新式学校;请洋教官培训新军等等,使湖北综合实力居全国前列。1890年4月,张之洞在武昌营坊口都司湖畔创建“两湖书院”,1891年,他令湖北、湖南学使通饬各属,选调“才识出群,志行不苟”的人才入考两湖书院。这对有另类背景不被旧体制所接纳的傅慈祥来说,提供了如枯木逢春的机遇。光绪二十年(1894),傅慈祥由县儒学训导杨保泰保送,考入两湖书院,入学者基本上是官费,每月每生有四两银子的生活费。学制五年,学业期满,合格者“择优咨送请奖录用”,部分优秀者官费出国深造。
  两书院那时真是藏龙卧虎,群英荟萃。辛亥革命领袖之一黄兴,维新派领袖、自立军领导唐常才等都是两湖书院学生。傅慈祥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优良,他不仅接受了改良派的维新思想,还练就了一身好武功,如拳术、剑术、棍术,甚至游泳他样样精通,可以单人敌数十上百人,这样文武双全的学生,深得张之洞的赏识。1894年中国甲午战败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还要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巨额白银,面临-灭种的威胁,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要打败日本,必须自强军武。1896年张之洞在武汉创办了湖北武备学堂,请来德-官执教。满怀“抗外侮,洗国耻”热情的傅慈祥决定弃文习武,改考了“武备学堂”。
  武备学堂也是人才济济,辛亥革命乃至民国很多政要,如吴禄贞、蓝天蔚、吕大森、陈范、朱和中等都出自武备学堂。傅慈祥在武备学堂,有机会接触西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历史知识,逐渐受到西方民主思想洗礼,成为中国较早提出用革命手段振兴中华的觉悟者之一。光绪二十四年(1898)8月18日,清廷下诏各省督抚挑选学生,以备派往日本留学。当年10月,张之洞挑选了他的得意门生傅慈祥、吴禄贞、刘百刚、万廷献、吴祖荫、吴元泽等二十人留日,由此,他成为湖北首批留日学军事的学子之一。傅慈祥能进两湖书院和武备学堂学习,均得益于张之洞推行新政,不拘一格选人才,至死他都义气地认为张之洞是他的“恩人”,行刑审判时还称张之洞为“恩师”。
  歃血追随中山
  二十五岁的傅慈祥留学日本时,已是家有父母娇妻及两岁多的爱子傅光培和出生不久的傅光植等子女,真所谓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想到跋山涉水远渡重洋,不知何时才能回家孝敬父母、照护妻儿,他考虑再三,情真意切提笔给妻子留言道:“吾已以身许国,吾知汝贤孝,善视翁姑子女可也。”带着满腔爱国热情的傅慈祥到达日本东京后,先入成城学校读日语预科,后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该校是培养军官的学校,对学习教学操练十分严格,无论是冰天雪地,炎天暑热,都要学生赤膊短裤,进行翻、爬、滚、打操练,连皇太子也不例外。中国不少留学生因体质弱,苦不堪言,而对从小就练就一身武艺的傅志祥来说如鱼得水,很快他与同学吴禄贞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
  这个时期,孙中山正式组织成立了反清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主革命纲领,先后领导了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广州起义等。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已成为海内外报刊的新闻人物,他-到日本后,将这批留学生作为革命队伍的发展对象。当吴禄贞、傅慈祥、万廷献、吴祖荫、刘道仁、吴元泽六人谒见孙中山时,受到了孙中山的热情招待。在孙中山的鼓动之下,这帮苦于-之恨,急无强国之策,亦无救国之路的热血青年受到了革命洗礼。尤其是当看到中兴会的“振兴中华,挽救危局,创立合众政府”等革命宣言后,无不热血沸腾。傅慈祥对孙中山提出的革命纲领坚信不疑,当场对孙中山说:“中华一蹶不振,任由鞑子-,非排满无以兴中华,非推翻-统治无以拯斯民。我炎黄子孙要倾覆清朝,非广为联络汉人不可。这就必须有共同拥戴的领袖,领导我们行动,我愿意追随先生投入旨在推翻腐败的满清政府,强我中华的革命”。于是大家热情高涨,剪掉长发,歃血为盟,秘密宣誓加入了兴中会。
  此后,傅慈祥多次会见孙中山,针对孙中山长期依靠会党力量开展革命的弊端,他提出了不同意见:“革命要动员学生参加,要吸取太平天国教训,多吸收文人参与政事才好”等,孙中山不大以为然。虽然有些意见不合,但孙中山对傅慈祥却十分器重,并说:“慈祥,你年岁长我,具有文武双全,应该多负责才好”。根据孙中山指示,1899年冬,傅慈祥与吴禄贞广为联络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创立励志学会,名义是学习富国强兵之道,实则是联络志同道合的中坚力量,组成兴中会的外围。
  就在孙中山领导兴中会革命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1898年“戊戌娈法”失败后-在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维新派主张“维新变法,保皇救国”,并大力提倡起兵勤王。中兴会和励志学会成员中也存在革命和保皇两派。此时维新派领袖唐才常时而倾向“保皇救国”,时而又与孙中山及吴禄贞、傅慈祥合作愿“反清救国”,由此,他成为康、梁和孙中山两派都倚重的人物。
  1899年秋,孙中山在日本镰仓召开会议,决定在长江和珠江流域发起反清的武装起义。傅慈祥、吴禄贞奉命负责长江流域方面的起义筹备工作。是年冬,唐才常经与康、梁商定,他也回到上海,成立“自立会”,组建“自立军”,准备发动长江两岸各省起兵推翻慈禧太后政权,拥戴光绪帝重新当政。而傅、吴回国后苦于无经费,一时无从下手,后获悉唐才常手中有华侨捐款两万元,经孙中山批准,便决定与唐合作起事。当时好友黄复劝道:“以君子之才,何施不可,何必躬蹈危险?”傅慈祥慨然答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拯救民族,当为己任。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庚子起义惨蒙难
  正当他们准备武装起义的时候,1900年(农历庚子年)初夏,北方爆发了“反清灭洋”(后被清廷利用为“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挟持光绪帝逃往西安。是年5月,傅慈祥再度赴日,给孙中山报告有关工作,参加由励志学会九人组成的回国-团。他回国后,一方面公开宣传革命,一方面利用武备学堂校友关系,邀约带兵的同学艾忠琦、朱敦五、黄忠浩、方友升、吴元恺等在清军中发展力量一同起事。同时,他们先后拜访两江总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说服他们脱离清廷宣布独立。刘、张表面上赞同与清朝脱离,但他们盘算的是如何当好得利的“渔翁”,并且暗中派人监视-团和兴中会等革命团体的动向。尤其张之洞,对青年学生一向示好,深得学生喜爱,唐才常、傅慈祥、吴禄贞等都将张之洞看作知己的“恩师”,并将成事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洋务派官僚的身上,放松了警惕,其后果可想而知。
  唐才常在上海活动之际,傅慈祥、林圭等人也在武汉加紧武装起事的准备,并在汉口英租界设立自立军机关总部,将各地自立军分为中、前、后、左、右各军及总会亲军、先锋营,共七军,兵力约两万人。“中军”为自立军本部,设在汉口,由傅慈祥、林圭统领;“前军”在安徽大通(今淮南市),由秦力山、吴禄贞指挥;“后军”在安徽安庆,由田邦浚指挥;“左军”在湖南常德,由陈犹龙指挥;“右军”在湖北新堤(今洪湖市城关),由沈荩统领;总会“亲军”和“先锋营”在武汉,由唐才常亲自指挥,并负责总指挥,节制诸军。
  唐在起义前几天才到汉口,实际准备工作均由傅慈祥在统筹部署。他直接指挥从日本购运枪械,并安排同乡万宗孔将由长崎购回的千余支快枪、百余支手枪和数门小炮,分别转运至汉口刘家庙、后湖、硚口和武昌舒公馆、杨公馆存藏。原计划8月9日(阴历七月十五),湘、鄂、皖各地同时起兵,但康有为不满唐才常与革命派的合作,原答应将华侨捐助的六十万元经费分期拨发有意扼发,起义-一再延期。
  由于交通、通信不畅,秦力山、吴禄贞等人没接到延期的通知,于9日准时起义,一举捣毁大通盐局,占领县城。刘坤一及安徽巡抚闻讯,急派兵全力围剿,秦、吴兵少无援,苦战七天七夜后败退九华山。大通起义失利的消息传到武汉,加之湖北各地已有零星-,引起了张之洞的高度警觉。革命派决定不等经费,于8月23日起事(史称“庚子起义”),但张之洞和湖北巡抚于荫霖接到奸细的密报后,抢先一步,于8月21日夜(被捕日期有多个版本)下令清军包围了起义军首领在汉口前花楼街宝顺里四号的住所和设在汉口英租界内的自立军总部,逮捕了唐才常、傅慈祥、林圭等二十多人,查获了大批军械、印章、书札和宣传品等,起义军七路首领,除安徽的秦力山、吴禄贞外,几乎被张之洞一网打尽。
  傅慈祥入狱后,受到了滚钉板等各种酷刑,要他招认运送0弹药人的姓名及同党等,他一概自担,旁无牵涉,并慷慨激昂道:“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须多言!”使得参与武器运送的万宗孔等革命党人得以脱险。8月23日凌晨,傅慈祥、唐才常、林圭等二十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残酷杀害。年仅二十八岁的傅慈祥就义前大义凛然,高呼道:“救救四万万同胞!”并伸直脖子催促清兵“速杀!速杀!”令刽子手胆战心惊。
  前赴后继英名传
  “庚子起义”失败后,张之洞在两湖(湖北、湖南)地区大肆搜罗、捕杀、关押革命党和会党人员上千人,就是“逆党”家属也不放过。傅光培1980年在回忆《缅怀先父傅慈祥》一文中写道:“布告贴到了潜江,要捉拿‘犯人’家属。我和哥哥、姐姐随曾祖母逃难,弟妹随母亲逃难。到了癸卯(1903)那年,我父亲的同学盟友刘道仁到潜江找到我们,说我们是学生家属大赦了,并告知,我的曾祖母和我的哥哥、姐姐在逃难中死了。我的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光植,什么也没有,幸亏刘道仁、吴禄贞给我们母子凑了五百块钱,才得以生活下去”。这就是晚清著名的党狱之一。
  “庚子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对清朝政府造成了巨大震动,导致了保皇派的分化和革命派的发展,为推动“两湖地区”(湖北、湖南)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创造了条件。如张难先(今仙桃人,著名的民主革命家,爱国进步人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中说到:庚子起义给我们的教训,“一不能全靠会党作主力;二组织要严密,决不能取便一时,以容异党;三绝对从士兵学生痛下功夫,而不以文武-为缘”。这对孙中山主要依靠会党闹革命是一个警醒,为十年后辛亥革命在武昌首义成功积累了宝贵经验。
  1912年4月,孙中山卸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应副总统黎元洪之请,在百忙之中来到了湖北,为表彰庚子死难烈士的历史功绩,安抚烈士遗孤,他提出议修建“铁血精神庚子烈士之墓”,将唐才常、傅慈祥等二十一人合葬于武昌洪山北麓,并建了烈士陵园。已是十六岁的傅光培在接受孙中山的接见时,激动地大叫一声“大总统”,孙中山即打断说:“不要这样叫我,你父亲是英雄,是为中国革命牺牲第一人。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同志,你应该叫我伯父才对。”孙中山还送给傅光培一百块大洋,让他去读书,并亲自与清华大学联系,后来,由于袁世凯窃国,政局动荡,傅光培未能实现去清华读书的愿望,就读于武昌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师范毕业后的傅光培在其父好友、潜江老乡李书城的提携下曾在陆军总部当过秘书。与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结为兄弟,把自己的住处作为李汉俊的落脚地,1927年李汉俊和詹大悲牺牲后尸骨无人敢收殓,是他买通了特三区巡捕,于第三天与詹大悲的女婿一起,收殓了两位烈士的遗体。很多共产党员如董必武、-峰(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市第一任市长)等都是他的挚友,并时常将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资助他们。新中国成立后傅光培曾先后任武汉市政府副秘书长、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湖北省政府参事。
  傅慈祥蒙难后,其潜江的恩师杨保泰挽联道:“十年流血,一旦成功,谁知楚客招魂,早挟胥涛抒义愤;两世从公,举家实报,所恨班超投笔,莫随介子取侯封。”其友黄复在《潜江傅君良弼墓表》言:“吾鄂奔走革命者甚众,潜江一县,得两烈士(另一位是刘静庵),是惟邑乘之光,实张楚风之劲也。”
  傅慈祥今天能安息了。他为之奋斗的共和之国早已建成,其子孙现有六代一百多人,先辈虽然没给他们留下什么财产,但他们因傅慈祥精神都很富足。

傅姓名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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